作者专栏
-
龙应台的作品应该是中学生的“必读经典”吗?
这个“必读经典”早在2015年就出炉了,始作俑者是一位语文教师。这些经典书目除了没有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典作品外,其他涉及古今中外(含港澳台)的基本上都有。尽管龙应台2016年遭遇《我的祖国》的尴尬,完全展现了她一贯的偏见,“必读经典”仍然不离不弃,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但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就这样一个由一位教师编出来《必读经典书目》,怎么就一路畅行无阻(居然有人说中国的舆论管制是世界上最严格的),教育部门、出版部门、中小学校一直不否任,官方媒体,门户网站还不断反复宣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
胡新民:毛泽东对香港问题的战略远见
回顾新中国70年历史,香港的作用的发挥,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远见。1957年在临近香港的广州创办了“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即广交会前身),从那时开始一直发挥了对外经贸交流的主导作用,经受各种严峻考验从未中断。在1962年10月到1960年代末从日本、欧洲引进84个项目过程中和1970年代第二次引进潮执行“四三方案”过程中,香港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胡新民:习近平考察敦煌的一个细节告诉我们什么?
莫高窟的文物保护工作是新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一个缩影。我们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保护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二个月,文化部文物局一成立,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起草文件法规,堵住海关文物外流的口子。同时,在中央和地方设立文物保护管理机构,从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由国家负责进行的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管理工作。周恩来在担任共和国总理的二十六年里,多次对文物考古工作作出明确指示,有时甚至是亲自指导,制定方案,使新中国的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
胡新民:毛泽东为何提倡大寨精神?
毛泽东的赞赏不但来自于他认为农村基层领头人首先必须带头干活外,还来自于他对所有干部都应该参加体力劳动的一贯重视。另外一个受到毛泽东赞赏的是陈永贵的领导能力。陈永贵能够把“自力更生”的精神和生产上的科学态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毛泽东的这两点赞赏,应该说着眼的还不只是大寨,而是全国。简言之就是:作为共产党的干部要始终密切联系群众、要以身作则;作为一个集体要有自力更生的精神,要有所作为。如果再从全国一盘棋看,发展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为的是能够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国家更为急需的工业和国防建设上去。毛泽东在后来提到大寨的时候,都体现了他的这些考虑。
-
胡新民:延安整风是“文革”的预演吗?!
延安整风是“文革”的预演吗?!不过,这几十年来,确实出现过这样的说法。但在历史事实面前往往很快就销声匿迹。接着在某个时间点又顽强地冒出来。这两者是预演和正式演出的关系吗?该文作者能出来解释一下吗?
-
看红色电影也可反腐——从《古田军号》遇冷想到的
如果我们的广大党员和广大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对这种习近平总书记称为“营养剂”的题材的电影,对讴歌当代干部楷模题材的电影兴趣索然,那么,当下正在进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某些同志变为“极极少数”的概率就肯定会大大增加,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
毛泽东与“工业学大庆”
昨天,血与火的洗礼、苦与痛的奋斗,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钢筋铁骨。今天,历史仍然不会眷顾那些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发扬革命精神、拿出冲天干劲,才能闯关夺隘、赢得未来。我们得到这样的启示:无论是“工业学大庆”还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其精髓都是毛泽东所倡导的“革命加拼命”。进入新时代,我们同样需要。这就是当下经常在我们耳畔响起的“革命理想高于天”,“撸起袖子加油干”!
-
胡新民:《古田军号》为何会遇冷?
这些年来,很多年轻人不只是被“欧风美雨”洗脑,而是被我们自己的“历史真相”洗脑。“娱乐几乎成了他们进影院的唯一目的”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有关于“历史真相”的电影上演,他们至少不会象排斥红色文化那样排斥。有次与几位20来岁的青年人聊天。有两点特别印象深刻。一点是,他们认为共产党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是由于“仇富”;另一点是一位“红三代”说的,他说,他长大后才知道抗日是国民党打的。特别是他去过一次台湾,亲眼见到了台湾社会的清廉。有一位还特别表现了他对“民国”的向往,他说在课堂上最喜欢听的是老师讲的“民国大师”。在这样的氛围下,红色影视作品的影响力可想而知。而其它色彩的影视作品就显示出更强的生命力。再回顾一下这些年来的文学作品,那就再明显不过了。
-
胡新民:毛泽东是怎样指导“五反”运动的
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地采取措施,调整部署,既要查清问题,给不法资本家以沉重打击,又要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运动部署上,决定适当缩短持续的时间,上海暂不发动“五反”,中等城市尚未开展运动的也要视情况进行安排。在经济上,“五反”要做到群众拥护,市场繁荣,生产有望,税收增加。
-
胡新民:兰考的“黄金时代”与“脱贫摘帽”
兰考县委书记王新军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时发言说,“兰考之问”问得好,焦书记去世50年了,兰考没有根本上改变面貌。现在再苦再穷,比焦书记那时候好多了,为什么群众对我们不满意?为什么我们会在作风上脱离群众?说白了我们变了,变成“官”了。要看到脱离群众的危险性,从党的事业高度去看存在的问题。王新军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就是说,问题就出在党员干部们的“官”气上。只要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能够去掉“官”气,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处处作群众的表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
胡新民:《大道之行》 警钟长鸣
《大道之行》写道:“中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着作因而成为中共党员阅读最多的经典文本。由于改革开放破除‘教条主义’的需要,中共强调‘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理论的‘可实证性’。而对理论本身的历史延续性和统一性的关注有所降低,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教条主义对创新的干扰。但如果对经典与新的实践之间的关系不加解释,不回答干部群众提出的‘我们身在何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意识形态与干部的实践之间‘两张皮’的问题就会日益突出,干部的政治标准也会趋于模糊,历史虚无主义和机会主义就会流行起来。”
-
胡新民:毛泽东是如何指导“三反”运动的
1952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明确规定了有关贪污问题的处理方针、办法、步骤及批准权限等,使有关的处理工作进入法庭审判程序。毛泽东指出“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意义”。在“三反”运动期间,毛泽东还特别提出了两点,同样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一个是党政机关和军队,今后不得再从事经营性生产活动和经商活动;另一个是,开展“三反”运动不得影响生产、工作和抗美援朝的作战。
-
胡新民:两弹元勋王大珩院士的笑容为何会僵化?
有段时间,人们以为天下太平,没有必要在国防上投入过多。只要发展了经济,有钱不愁买不到东西。有不少军事科研单位因此都受到严重影响。王大珩则坚决反对。他说:“第一,没有国防就无从去谈发展!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我们上哪去谈发展?!日本人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可能去谈发展?!第二个理由更简单,民品是可以买得到的,只要拿钱出来人家就肯卖给你。但军品可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呀,人家不会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先进东西把你给武装起来!”
-
胡新民:巴金与“最可爱的人”
进入新世纪,《英雄儿女》仍不时在电视中播放。巴金的欣赏兴趣依旧。临近2000年末的一天下午,上海作协的人去看望巴金,发现午睡刚起的巴老戴着眼镜,坐在被摇高了的病床上,一边吸氧,一边看着电视,神情十分专注认真。电视机里播映的正是电影《英雄儿女》。巴金一直怀念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当年的志愿军的指战员们,一直都在惦记着他。1989年,巴金在朝鲜认识的28位志愿军文工团老战士,联名写信给巴金,祝贺他85岁寿辰。卧病在床的巴金回信说:“我们在一起下连队的日子多么令人想念!我还记得文工团的各位同志。我今天还感到当时你们给我的温暖。”
-
胡新民:通过“王成”原型之争看抗美援朝
1994年年末,《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和“王芳”,刘世龙和刘尚娴,手捧着巴金喜爱的玫瑰花和新年贺卡来到巴金的病房时,久卧在床的巴金激动起来,双手不停地向他俩招手致意。刘世龙、刘尚娴分别握住巴金的手,闪着泪花,贴近巴老的耳边深情地说:“我是王成!”“我是王芳!”刘世龙还连连学着电影中王成的话喊道:“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巴金激动得连连点头,而后他缓缓地说:“我在朝鲜看到志愿军英勇作战,很感动。”笔者以为,如果蒋庆泉、洪炉真正想做、或者尊重志愿军中千千万万的王成,就应该向巴金、毛烽、刘世龙、刘尚娴他们学习,而不是到四处寻找新的“蒋庆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