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现象”使人想起上世纪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历史。正是1929——1933年的大危机，进一步激化了德国的社会矛盾，导致以德共为代表的左翼势力的壮大。为扑灭社会主义革命火焰，德国垄断资产阶级义无反顾地扶植希特勒纳粹势力，通过煽动仇恨“凡尔赛和约”的民粹主义与反犹种族主义，进而形成法西斯主义恶浪，与日、意法西斯联手，共同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确实是改良资本主义的困境与美国职业官僚集团的危机(无论两党的职业政客都是这些职业代理人)，但未必就是社会主义的福音，而恰恰可能是野蛮资本主义的警钟。由于代理人无力进行全面完善管理，或者代理成本过高，所以财阀集团不得不赤膊上阵，川普参选的出现这有可能成为美国政局内圈和倒退保守的一个标志，是家族政治与圈内政治的进一步固化。

某种意义上，这种新的政治人物——特朗普，还有其他许多人——跟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者很接近。他们是一种民主法西斯主义——一个矛盾的词——他们在民主的范围内，在民主的装置内，但他们在民主的语境下玩的是却另一套。特朗普是这样，其他人也如此——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主义，暴力倾向。除了这些法西斯特征以外，他们也不会考虑任何逻辑或理性。

新自由主义最危险的影响可能不在于其导致的经济危机，而在于政治危机。随着国家领域的减少，人们通过投票改变生活的能力也在缩小。政治辩论不再与人们对话，人们更容易受口号、符号和感官的煽动。例如，对于川普的支持者来说，事实与论述似乎不再重要。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日本右翼在卢沟桥事变问题上做文章是必然的。而作为复旦大学教授的冯玮对右翼军国主义亦步亦趋，为整个日本上层的战争罪行洗地，把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罪责倒打一耙扣到中国共产党身上。可谓用心毒辣。

《炎黄春秋》杂志抛出了《共同富裕是怎么为法西斯所利用的》一文。在他们的心目中，谁是今天的“法西斯”，谁在“利用共同富裕”?《炎黄春秋》杂志编者和《利用》一文的作者，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发表今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与另一学者的合着论文，指出1999年以来，非拉美裔白人是美国死亡率显着上升的唯一群体，而且主要原因是滥用毒品、自杀和酗酒造成慢性肝病。这一结果引起媒体关注，因为这与近年来已经受到广泛报道的美国低教育白人每况愈下的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

中国是一个好客的国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又是一个讲原则的国家，我们不会拿原则来做交易。我们认定的和平发展的道路，我们会坚定地走下去，对于外界的疑虑，我们会设法化解;对于某些人的敌意，我们不会去理睬。“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正是由于中国的因素，把法西斯阵营隔离开来，使得德国、日本法西斯力量始终没有会师，形成合力，这是法西斯阵营失败的根本原因。在这其中，中国起到了枢纽的作用，是战争胜利的关键。

日本《日刊现代》日前发表文章称，有日本经济学家称“安倍经济学”实际上是“加强版的法西斯经济学”——明明不具备可持续性，还一昧“嘴硬”，最终将导致日本经济发展与民生的失衡。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到底是“偶然事件”，还是蓄谋已久，历史早已给出了明确答案。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所以说《论持久战》是抗日战争的指路明灯，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