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每个企业来说，政府以公共支出和大众成本为代价为之提供属于私人盈利的商业机遇。政府在像补贴、税收减免、赤字消费和愈加不平等的税收制度中，加速了私人资本的积累。

托马斯·皮凯蒂的着作《21 世纪的资本》自出版以来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主张把累进税制和全球财富税作为唯一途径，以应对他所说的令人恐惧...

马克思从经济学的逻辑出发把现代社会的文明成果归源于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及其积累。资本作为生产关系所造成的劳动力所有者与劳动条件所有权分离使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但这种生产关系人格化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社会分化实乃历史的产物。

资本过剩的时代，资本为获取垄断利润，对稀缺性资源与生产资料过度购买。这种过度购买会拉升这些领域中商品的价格，对实体经济构成压迫，这就是资本压迫。资本压迫在中国表现在房地产业，房价房租暴涨迅速拉升员工的生活成本，从而拉动工资的上涨，最终直接拉升企业的运营成本，让以制造业、零售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苦不堪言。

“吴市场”通过一系列的偷换概念，和凭空给国有企业加上各种罪名，把造成“劳动的收入越来越低”归因于所谓的“党国大公司”(国有企业)和“国进民退”，并且自我感觉极端良好地称他自己的观点有90%的人赞成，还吓唬别人，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重启改革。他还警告说：如果“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新时期中美之间的较量并不是民族国家之间的霸权之争，而是跨国资本的统治权与世界福利社会的主导权之争。由此决定了战争的形式除了传统的军事战争以外，更重要的是贸易战争和金融战争等经济战争，以及意识形态领导权之争。只有澄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在于是否奉行“利润至上主义”，中国才有可能制定应对跨国资本统治的正确战略。

生产越发达，对资本的驾驭越有力，我们离共产主义的真谛就越近。

资本天生具有逐利性，寄望于市场主体自律、流淌道德的血液，无异于“与虎谋皮”。只有让监管发力，不留情面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资本“作恶”的手脚才能被约束，也才能逐渐涵养出诚信道德的商业伦理。

我们究竟是应该皈依“以资为本”，还是应该秉承“以人为本”？这是一个哲学命题，更是人类文明社会的道德逻辑起点。包括对于魏则西式悲剧的“事实逻辑和法治思维”，也终究回避不了是“资本位”还是“人本位”的“道德诘问”。

你可以有言论自由，前提是你买得起那个金喇叭。这是一个很悲哀的现实，悲哀的是我们无法去靠近那个金喇叭。正能量在网络上如今仍然是全面的弱势，理性的声音仍然是难以得到支持。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媒体已经完全被资本掌控了，它们只为人民币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了，更不是为了国家前途服务了。

巨头网络资本可以影响的人群，已经高达数亿，这些网络平台的规则制度，就如同于虚拟世界的法律一般，尽管不是法律，却事实上拥有了法律近乎一样的影响力——而对于这些网络平台的管理，就近乎和行政力一样，如今行政公权力尚且有监管，而这种资本公权力却存在着监管的空白。

西方国家的媒体脱离不了同政党和政治的关系。并且，在西方国家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资本。那些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垄断财团，往往会把媒体的所有权和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它们通过媒体来控制舆论，通过舆论再影响政府，以获得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这样一来，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根本无法摆脱资本、政党和政治的干预和影响，其标榜的“完全独立”的媒体是根本不存在的。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用“亲”“清”二字定位新型政商关系，引发代表、委员们的热议。这两个字的概括除了提法新颖、简明精当之外，细心参详，更能从理论层面给人一些启发。

美国建国之后，掌握政治经济权力的门阀们肆无忌惮地积累财富和扩充自己的实力，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美国政治的信仰危机。人们意识到美国并不是一个平等的国家，控制美国的也不是他们所选举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门阀中人一方面通过法律使自己的所作所为合法化，同时也要在舆论监督中隐性而把政治人物推到前台做挡箭牌转移视线。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如果有人问：“中国最容易在什么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过早的资本项目全面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