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记住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不是要制造仇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历史。历史是我们了解世界，了解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让我们更清楚认识世界，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们的古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世界帝国的形成彻底改变了以往流行的基于国内政治所形成的左派与右派的政治意识形态划分，这在美国和欧洲的竞争性选举中能够清楚地看出。原来主张自由市场的右派在转向民粹派，而左派却变成了维护全球既得利益的建制派。这种意识形态倒错恰恰反映了世界帝国在今天的危机，即没有一种政治主张能够解决其面临的三大困境。可以说，我们今天正处在世界帝国第一版面临失效并趋于崩溃，而第二版的构思还尚未到来的混乱、冲突和巨变中的时代。

联系今天的情况，国际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发展强大总是看作是“威胁”，他们对各种分裂势力，包括“台独”、“藏独”和“疆独”都一概给以支持，难道是因为我们做错了吗？当然不是。我们要发展自己的经济有什么错？我们要实现国家的统一有什么错？我们解放西藏的农奴有什么错？但是，他们就是要反对，要捣乱，要破坏。这些事件其实也和匈牙利事件一样，如果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不首先分清敌我，不解决根本立场问题，那是很难说得清楚的。

今天随着非西方力量的崛起，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已显得尤为紧迫——前者是否依赖于对后者道德上的优胜，因而在帝国摇摇欲坠之时，带有瑕疵的前者也趋于衰弱。并且，无休止的经济与政治危机迫使西方自由民主暴露出其种族划分以及不平等结构的问题，其领导者不得不转而明确提倡白人优越主义。正如2015年我在一篇非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记录的调查中所写的：“自由主义”已逐渐被视为“富有的西方人不能负担得起的玩物——曾长久以来青睐于少数群体的规则上升为普遍价值，而其不可能在其他上升群体中存活。”

在美国传教士，尤其是福音主义者们的努力下，海外诞生了美国政府的支持者。他们深谙美国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哪些好处，并且在一些情况下会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目标。此外，传教士回国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会例行向他们询问传教地情况。由于一部分天主教会逐渐偏向于进步的反霸权主义的解放神学，福音主义教派所持有的社会保守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观点开始更多地被国际上的右翼政府接受。

媒体的高度集中与对国际事务的低频报道相结合，这一方式使得联邦政府在冷战期间以及之后得以相对自由地推行其帝国计划。媒体的批评倾向于关注战术而非战略（即使在越南战争期间也是如此）。与此同时，非共产主义世界从一系列美国消息来源接收关于美国及其外交政策的信息，这些消息渠道通常都是亲美国的。

二战结束前，小部分外交事务智库组成了美国的中流砥柱的一部分。这些组织在名义上独立，但实践中，它们将自己视为为美国成为世界领袖建言献策的组织。因此，它们全都反对美国原本的“孤立主义”政策，而这后来被证实是对建立美国的统治地位的正确选择。二战后，智库大量出现。二十一世纪初仍存的智库中，百分之九十一都是在1951年以后建立的。1980年后，智库的数量增加了一倍。许多新建立的智库并未对美国外交政策有所帮助，毕竟他们关注国内事务而非国际事务。而外交政策智库总体上持有相同的价值观，包括美国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不可替代性”、美国需要在国际社会中处于领导地位。这些价值观促进了半全球化帝国的发展。

美国跨国企业的布局遍及全球，毫无疑问的是，在20世纪这些企业都是在世界50个国家之一拥有总部的美国公司。然而，随着公司的全球化程度加深，跨国公司对美国的忠实程度受到质疑。由于本国税收政策和对持有投资的当地国家展现忠诚的需要，这一问题加重了。美国联邦政府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不再如以往那么牢靠。

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干涉是我们的世纪最长的战争（18年），超过了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冲突也表明美国如何相信地区的“帮手们”和在国外的盟国，以便让其为帝国权力的夺取提供掩盖。虽然政变频繁，它的后果是不稳定的。“帮手们”是软弱的，那些政权成为一场民众起义的目标。美国反对民众政权的政变导致血腥的屠杀，没有做到确保大规模的长期巩固。这些就是拉丁美洲的政变的“独特性”。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教训，总结了中华民族复兴新时期的新特点，旗帜鲜明的提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在博鳌，提出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受到越来越多支持赞成，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日益孤立这样的条件下，在“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姿态和平演变、兼容并蓄“华盛顿共识”之际，我们既要反对“刻舟求剑”式的教条主义，又要把握《帝国主义论》的精髓，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与狼共舞”中，认识金融垄断资本的新特点，保持应有的警惕。

1946年9月11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报送的《解放日报》拟发表的题为《蒋军必败》社论。陆定一在送审社论稿时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在战争过程中，宣传上主要目标，为揭露美国，澄清同志对美的各种幻想。”毛泽东对社论稿和来信作出如下批语：“不但澄清对美幻想，主要应澄清悲观思想，指出必胜前途，这是目前的中心问。”[33]笔者认为，当时党内对美国出现不切实际的幻想，其根源主要还是来自对中国共产党战胜不了强大的美国这一悲观思想。毛泽东点到了问题的实质。70多年过去了，重温毛泽东当年的批示，联系我们现在必须应对的躲不过、绕不开的中美贸易战，应该说，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当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宣称美国“从未是一个帝国”时，他忽略了美国对海外属地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但是，美国的扩张主义也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冷战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扩张主义的结果，这种扩张主义是1945年后以一种新形式出现的基本经济力量所推动的。美国通过所谓的“门户开放”（open door）所进行的非正式扩张，“门户开放”这个词实际上指代进入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并有效地使其服从于美国利益而不正式（武力）殖民它的策略。

比如去年在东南亚新的生产设施中外国直接投资14%来自中国，落后于日本的20%。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约一半用于开采资源，其余的部分表明中国需要很多劳动力的企业重新安排在柬埔寨、缅甸和其他工资低的国家。中国政府的努力集中在考虑它的战略部门，比如人工智能、生产和使用机器人。美国的实力在后退。实际上从冷战结束以来帝国主义大国不能表明有任何真正的军事上的胜利。清楚的是帝国主义大国不想与中国共享海洋，不愿分享它的霸权。特朗普是柏林墙倒塌以来第一个承认帝国主义的势力正在后退的美国总统。他想改变方向，以便恢复最近几十年消散的实力。

美国站不住脚的双重道德导致它的领导阶级和政府在谈论自由的同时，远距离操纵国际通信市场，制造公众舆论（在西方流动的视频信息85%来自美国的产业）。操纵思想和意愿，采用的方式无限地超过第一批纳粹思想家设想的方式。好莱坞是远距离世界上谣言的主要制造者。这就是美国虚伪的双重道德的厚颜无耻（换句话说，这是它不可触碰的实力），它没完没了地高谈自由市市场的仁慈和国家的寄生生活，但是它补贴本国的农业生产，阻碍自由贸易，让国家通过它的干涉主义在保持大企业的平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每当美国某个大型跨国公司处于困境时（比如莱曼兄弟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国家就出面拯救。将利润私有化，但是将它的亏损社会化，让世界上其他国家支付这些亏损，大量发行它的货币，今天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这仍是不可触碰的。

美国始终在寻找下一个敌人，试图用用“美国价值”和军事扩张主义，来掩盖这个由少数人领导的世界帝国内部的种族与阶级矛盾。在保守主义政治精英对“反美主义”威胁的鼓吹中，反共始终是一个屡试不爽的宣传工具。它通过抹黑社会主义政治实践，达到将美国的霸权主义诉求包装成为道义冲突的目的。同时，也能掩盖在这种霸权背后的白人至上主义的底色。并将其表述为“文明的冲突”。其潜台词是支持“红色”的“非西方”世界，永远在密谋着要破坏“西方世界”的自由。新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的类似论调更为人所知。在《致命中国》中，他更明确地将中国视为美国21世纪世界经济霸权的头号敌人。我们不难发现，在美国政治的幕后，恰恰站着的是纳瓦罗这群保守主义老派政治集团精英。

“一二·九”运动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个成果就是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一定要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基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一二·九”运动之后，大批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组建青年抗日先锋队，走出学校，走向农村、走向基层。他们中的大多数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毛主席多年强调的，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必须要走的道路。只有走上这条道路，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才有真正广大的前途，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力量与才能。这一点，在今天，依然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