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感叹中英铁路反差巨大，是中英两国的铁路“盛衰强弱”逆转的结果。这就再一次证明，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的能力；共产党领导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国那些骨子里就不喜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处心积虑要把中国改变颜色，变成美式资本主义的“精英”，是决不会得逞的。

国有经济要发挥主导作用，在经济运行方面，国有经济能够控制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使得经济朝着预定的方向稳定、健康地发展，防止经济发展出现盲目性，发生动荡；在各种所有制经济关系方面，国有经济能够对非公有制经济起到鼓励、支持和引导的作用，使得非公有制经济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因此，国有经济必须自身有强大的实力。市场经济是凭实力讲话的，没有实力，光凭文件是起不了作用的。所以，要巩固和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做大、做强、做优国有经济，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就是一句空话。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始终要坚持和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一点不能有丝毫动摇。越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越要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兹事体大，我们不得不再三强调这一点。

这些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为了推动改旗易帜，利用网络等渠道，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对所有的英雄模范及其承载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进行了疯狂的贬损和诋毁，目的就是解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国有企业的利益与大众利益、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国有企业急国家所急，想国家所想，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抗震救灾的一线，在航空航天的一线，在自主创新的一线，在走出去为国家获取资源、拓展市场的一线，在一切高风险、低回报的一线，在其他性质的企业瞻前顾后的一线，都能看到国有企业的身影，没有国有企业，国家利益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不言而喻，国有经济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体制性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完善，但这不是制度问题和取消的问题。必须真正坚持和完善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搞单一的公有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已是不可逆转的现实趋势；但不搞私有化，毫不动摇地发展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理论和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澄清，在实践中解决。

在过去的一些年中，有些共产党员认为，只要做好经济建设工作就可以了，不要再讲什么斗争的。甚至一说斗争，就说会破坏团结，会激化矛盾。这样的说法都是片面的。有些共产党员甚至有些惧怕斗争，喜欢明哲保身，不敢对错误的人与事进行坚决和果断的斗争。在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面前，也是要做老好人，怕得罪人，结果给党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还有的人，明知腐败是犯罪，但因为不敢斗争，反而被腐败分子拉上了水，成为了人民的罪人。所以今天强调斗争精神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作为共产党员，作为维护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员，在斗争的问题上绝对不能含糊，绝对不能退缩，只有勇往直前，只有坚决斗争，才能真正维护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我们的这条道路最终能够走到最后胜利的一天。

要避免误读误解“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要政治上的共产党领导，不要经济上的公有制为主体而搞私有化，不要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而搞多元化。事实上，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为首的领导集团尽管组织上属于苏联共产党，但由于主动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公有制主体理论，因而思想上已不属于共产党人，从而极力推行西方宪政和私有化。这就提醒和告诫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和长期稳定执政，不可能脱离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公有制主体，否则，或迟或早必然亡党亡国，这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定理。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发展，苏联专家在鞍钢执行的“马钢宪法”越来越不适应当时的情况。鞍钢干部职工对其引发的官僚主义很不满意。具有强烈创新精神的鞍钢人，实际上一直在设法突破“马钢宪法”的束缚。“一五”期间，鞍钢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两革一化”（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活动不断深入，年平均提合理化建议19246件，创造价值939.5万元。实践证明了鞍钢探索的管理经验和群众性的“两革一化”活动的正确性，鞍钢上上下下因此而备受鼓舞。“一五”结束后，鞍钢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企业，形成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独特模式。“两参”就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就是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是指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相结合。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鞍钢的经验，是因为他一直在探索一种能够调动各方积极因素、特别是能调动广大工人积极性，而不同于苏联“一长制”的企业运行模式，以加快建设速度，迅速壮大国家实力。

科学地研究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高质量发展，必须用唯物史观为指导，高度重视它们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现时代的先进生产方式体系，包含与先进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消除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固有弊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不但要遵循社会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还必须遵循社会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反作用的要求，巩固和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社会生产关系高质量发展。在现实经济中，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比重显着降低、非公有制经济显着上升，为此，建议把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点，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从整体上振兴国有经济，引导农村集体经济实现“第二个飞跃”。

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都想多得多占。一块蛋糕，都想多吃。而最终只有平均（相对平均，不是绝对平均）分掉了，大家才都满意，这才达到最大的平衡。如果有多吃的，一个人吃掉了一大半，那么就只有他的私心得到满足，其他人的私心都被抹杀，被无视。所以公有制才是真正保护人的私心的，私有制才是抹杀无视多数人的私心的。私有制只有少数人满意，所以私有制需要法律和军队来维护安定，保护少数人的累累战果。公有制恰恰是为了保护人性的，违背人性的恰恰是私有制。

美国制裁古巴56年，让古巴损失上万亿美元，但古巴却没有被压垮？自2006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718号决议制裁朝鲜后，安理会先后10次通过决议不断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可朝鲜依然“花开精彩，清风自来”。从古巴、伊朗到朝鲜，这三个受到长期严酷经济制裁的国家，都骨头如铁的坚持独立自主，都坚持反美大旗不倒，恰恰都是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坚持国有经济为主，这里就没有什么值得深思？

实践出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建议各级主管经济的党政领导，各方面的经济专家，深入到我国民营企业中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研究研究它们究竟是那种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有何区别、有何优劣，怎样保障集体所有制不要蜕变为私有制；研究研究现代化的集体所有制、股份制的民营企业应建立什么机制、应有什么企业精神、应如何发展等等。

在工业化之前，中国完全没有工业基础，所以在刚刚开始进行工业化建设的时候，速度增长达到一个很高的速度，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这样的高速度或许在今天看来，算不了什么。可是在那样一个年代。我国工业从无到有，在很多领域和部门都构建了最基础的工业布局，为今天中国全面的工业化奠定了非常有力的基础。或许我们的经济基数很低，这样的速度在这个网友眼里可能不值一提，但是，这样的速度在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相比，无疑是名列前茅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共产主义的具体特征都由公有制这一基本特征决定的从属性特征。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早已是现实的存在而非远大理想。生产力高度发展与产品极大丰富、经济的计划性等社会属性并非共产主义所独有，计划经济、消灭职业分工和三大差别、商品经济消失、劳动成为第一需要等设想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也不一定能实现，按需分配不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也难以实现。把这些非必要内容列入共产主义特征会使共产主义的可信性受到极大影响。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或根本特征，人的发展总会有限,不应拔高人的发展淡化公有制。按劳分配、民主管理和人与自然和谐是共产主义的重要必备特征。准确把握共产主义的内涵与特征，才能正确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的初心。

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难道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范畴吗？如果承认生产方式是一个历史范畴，那么，有什么理由断言“正常社会”的衡量标准只能是“私有制”呢？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正义”、“公平”这一类所谓“正常社会”的合理性标准，其实并不具备任何真正的权威性和永恒性；“正常社会”的永恒标准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幻想，不同的个人和阶级都在这种幻想中投射着他们的利益、愿望与幻觉。可见，用“某某制”作为“正常社会”的衡量标准，不过是人们对既定社会物质生产状况的肯定性评价而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日益巩固，国有企业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国有经济总量、影响力和创新能力大幅提高，推动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系统有效的金融体系、庞大顺畅的基础设施体系，有力保障了各项事业顺利发展。进入新时代，我们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其经济社会发展“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同时，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让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形成高质量发展合力，取得更加辉煌的发展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