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今天重要的不是“讲清道理”，而是要“讲好故事”。今天，需要讲好工人劳动模范王进喜的故事，讲好农民劳动模范史来贺的故事，讲好优秀军人雷锋的故事，讲好优秀知识分子钱学森、邓稼先的故事，讲好优秀干部焦裕禄的故事，讲好山西大寨陈永贵、江苏华西吴仁宝、广东崖口陆汉满、辽宁凤城毛丰美、河南濮阳李连成、陕西袁家村郭裕禄、深圳华为任正非、山东杜郎口崔其升、北京十一学校李希贵、北京清华附小窦桂梅、重庆谢家湾小学刘希娅……，需要讲好这些动人的故事，讲好他们带领乡亲们和同事们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故事，讲好他们努力呵护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力的故事，讲好他们努力挽救“小范进”们的故事。

当志愿军战士在上甘岭呼叫“向我开炮”的时候，当许多英模在平凡之中把有限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的时候，难道他们的这种行为还不完美吗?是你老梁自己把完美的定义绝对化，再无中生有地攻击有人刻意塑造完美的形象。你这不是等于打起“反完美”的幌子，为当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歪风邪气站台吗?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王愿坚说，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位吃过草根树皮、经历过九死一生的老领导。正说着话，警卫员进来对老领导说，首长，参汤拿来了。老领导喝了一口，说凉了。小警卫员把参汤接过去，顺手就泼在了外面。王愿坚说，看到这一幕，心里很不是滋味。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一直是困扰着中国政府和中国对外传播团队的难题。笔者认为，在聘请公关“外援”的同时，我们在“领导人媒体公关”上的力度和频度也要加大，增加中国领导人直接与西方媒体接触、接受媒体深度采访、主动塑造国家形象和民意的机会，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不妨将一些项目委托给中国本土的公关公司，建立中国公关行业在世界范围的根据地。

20世纪70年代之前，以发展计划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为主线的现代化理论主导了国际发展的政策和实践。70年以后，减贫成为了国际发展领域的主要议程，然后这个议程只持续了不到10年。面对发展中国家持续低迷的经济增长和广泛采用的国家计划、干预以及庞大而低效的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要求改革的呼声日趋强烈。在此情况下，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开始取代凯恩斯主义进入国际发展的政策和实践。

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步紧逼，国民党又长期封锁、不断制造摩擦的艰难情况下，毛泽东通过讲述“延安故事”，成功地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以及中国革命的道路方向展示在世界面前，吸引了万千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前往延安，赢得了国内国际广泛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强大推动力。

任正非关于华为迷茫的讲话在媒体刷屏后的今天早已被归为历史，人们带着检阅完华为成功的模糊印象继续去关注谷歌、BAT，或者华润联手前海收拾万科。可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背后远不只是当下甚嚣尘上的互联网泡沫，其背后支撑性的工业产业链，或许才是推动GDP向前的更坚实动力。

夏慤道是香港中西区一条主要干线，“占中”期间，这里也是示威者的重点占领地之一。说起“夏慤”这个道路名，其实他原来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是1945年8月30日香港受降(重光、光复)仪式上的英国代表受降官。今天则介绍一下这位“夏慤“先生以及他与香港的故事。

对于许多人来说，高考是青春记忆里的重要部分。然而在这部分记忆里，我们往往只看到自己付出的苦累血汗，却很少知道高考对于其他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央视系列纪录片《高考》和周浩导演的《高三》，从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高考学生出发，向我们展示了不同阶层的高考历程和今天阶层固化的社会现实。

5月13日下午在北京传媒大学电视竞演节目现场，一幕“太行奶娘”的革命故事，遭到评委大V梁宏达的公开抨击，他认为“奶娘用自己孩子的生命换取革命后代的生命，这是对生命的不公平”，歌剧《太行奶娘》歌颂的是军民鱼水情和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伟大的“平等”——军人用鲜血和生命保护老百姓，老百姓同样可以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他们和他们的亲人.这是梁宏达用他的所谓“平等观”根本无法理解的.

有些人在传陈丹青或其他任何人说的某段话的时候，最好有个独立思考，并有个独立判断，然后要是还觉得很有逻辑很有说服力再转也不迟;当然你在这么做的时候，别人一看这啥狗屁不通的逻辑呀，顺便也会认为推崇这段话的这个人也狗屁不通呢。

国外一些嬉闹散漫的所谓现代公立教育，其实不过是政府提供的最低标准公共产品。我们不能把这些标准当做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也不能把这些标准当做西方教育的真相。中、日、韩等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在公立教育上往往都显得比西方社会要残酷，但这恰恰也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公立教育更能让平民子弟实现向上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