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声音》一书在论及“文化帝国主义”时，介绍了一个和比尔德堡团体性质相似的神秘组织：源于英帝国的“罗兹会社”。实际上，这个会社最先是由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称为启蒙之师的美国历史学家卡洛尔·奎格利在1949年着书披露的。奎格利在他的《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一书中说，成立于1891年的罗兹会社是一个对20世纪的世界历史有着巨大影响而又鲜为人知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正是“通过宣传来统治世界”。

由于香港上层大都是英国培养的，把持香港教育领域，实行倾向西方的教育。此次有年轻人宣称香港是一个民族，应该独立，着名数学家丘成桐授以“可悲”、“不幸”来形容，认为这是因为香港过去十多年取消中国历史作为必修科，导致年轻一代对自己的文化根源缺乏认识，未能建立与中国的感情所致。丘教授直指，回归后教育政策制订者难辞其咎，在中学取消中国历史作为必修科，以及加入通识教育都是一个灾难！“教改大错特错，不教历史是绝大错误，所谓通识教育是假的，真正的历史内容学生是必须知道的！”对比“六七暴动”时，香港同胞积极斗争，组织大规模抗议活动，公开要求英美离开香港，香港回归祖国，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了，大概明年就要宣布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为此，全国上下要打赢扶贫脱贫攻坚战，因为不能把贫穷带进“小康社会”之中，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同样道理，黑恶势力难道还能允许在“小康社会”里同既往一般地出现吗？这大概也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小康社会里不能有“孙小果”，也不能有“邓世平”，笔者希望对这个问题能上升到政治和全局的高度。

过去自由派鼓吹“精英”论的本质是要让“资本”控制“权力”，当十八大以后他们的政治图谋受挫以后，配合特朗普政府让中国屈服于美国的极限施压，向美国拱手交出中国的经济主权，或者让中国的经济私有化进而碎片化以便于美国各个击破，最后通过控制中国的经济来控制中国的政治走向，这就是所谓的“精英”鼓吹投降论的问题实质。有人的确是误判，而有人却是非常立场坚定地配合美帝通过控制中国的经济来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对于前一些部分人，可能情有可原；对于后一部分人，一定罪无可赦。

像《权力的游戏》极力渲染史塔克家族的高尚品质，但是他们给大多数人的印象却反而是一帮自诩不眷恋权力却又在事实上垄断权力，标榜诚信守诺却又一再背信弃义，利用了龙母又杀害了龙母的卑鄙小人。以致不少人将史塔克家族称之为“白眼狼家族”……很多人宣称，这是编剧功力不够的结果。然而事实上，想要在歌颂剥削阶级，反对人民革命这种西方资本的“政治正确”下创作出优秀的文艺经典，本身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毕竟，现实当中的“史塔克家族”们究竟是个什么货色，老百姓又不是不知道。非要把白眼狼写成道德模范，恐怕神仙也做不到吧。

新资本主义就像臭氧洞一样，人们往往看不到，也听不到。在现代资本主义中，货币极富权力，它是流动的，它在国家和大洲之间、在公司和股市之间流动，来来往往，货币流动就创造了一种新的全球化。在各国经济中，产生了各种参股、联合和子公司，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就像一张巨大的网络，并定义了完全属于它自己的基础框架。没有全球化资本，就没有生意。举例来说，日本头号大银行三菱UFJ银行的金融集团与美国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合作，它成了美国摩根斯坦利银行最大的股东。东方汇理（Amundi）这家资产管理公司属于法国银行帝国——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曾经接纳中国农业银行作为股东。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分工发展得越充分，相互参股所构成的全球网络越有效益，网眼越细密，对于西方世界的公民而言，这种新的世界资本主义就越恐怖。

高校学生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学生有权监督教师遵守师德和学校规章制度。学生有权与学校沟通反应问题及举报违规教师。学生可以有自己的价值观、判断和选择。教师作为公民没有高于宪法法律之外的特权，教师也有遵纪守法爱国敬业的义务和责任。教师不要把自己预设为道德化身、真理诠释者和拥有者。以学术包装的政治碰瓷和政治巨婴不可能再像几年前那样风生水起，时代变了，民智变了，不要污名年轻人。

过去半个世纪，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基于市场总体上是竞争的这一假设进行研究，将竞争政策的焦点缩窄到只关注经济效率，而不是更宽泛的关于权力和不平等问题的担忧。讽刺的地方在于，就在经济学家们开始揭示这一假设的缺陷时，这一假设却成为了决策圈的主导思想。博弈论以及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模型的发展，揭露了竞争模型的根本局限性。

大体而言，思想专制的传统社会在各种打击面前是稳定的，而自由主义社会则是易受损伤的。头一种社会有惊人的生命力，“来自另一社会”的观察家和政治家不只是惊讶不已，而且会连连受窘，严重估计不足。

通过对权力道德化成为腐败根源的客观评述和逻辑分析，从权力道德化这一理论“制高点”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为否定权力优越和抑制制约与竞争，是权力激励不足、制约不力产生特权腐败的最深层原因。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结论即是：在市场经济的利益多元化时代，权力者道德规范的形成，必须建立在承认和尊重其个体权利和利益的基础上，忽视权力者的利益诉求，虚伪地宣扬超利益的权力道德化，事实上很难行得通，反而必然会滋生出权力者的腐败动机及行为。当今权力腐败的最主要根源，便正在于这种权力道德化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不协调、不适应。

“权力”实质是在一定的社会群体的实践活动中，为实现一定的利益目标，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过程中形成的少数人具有和体现出来的能够指挥、率领和组织大多数人凝聚为更大合力的强制性与非强制性统一的能力和力量。其理论意义：一是严格区分“公共权力”与“国家权力”的本质区别。二是认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权力”本质的联系和区别。 三是有助于认识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四是有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五有助于是正确认识“权力”与“权利”的区别和联系。

本文认为，自由的选择不一定是善的；多数人的选择不一定可取。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权利——权力”、“权利——美德”、“权利——义务”平衡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权力挤压权利、权利挤压美德和义务的社会。好的制度只能靠那些珍惜权利、崇尚美德、承担义务的人来建立和维护。没有法治是万万不能的，但法治不是万能的。因此，需要靠法律和信仰两种力量的合力将权力和资本关进笼子里。

韩国民间组织“民辩”方面主张，与该事件关联的韩国国情院前院长、前统一部长官和国情院相关人士等已违反“国情院法”，应进行检举。目前韩国统一部仍然死守“脱北人士自愿来韩”的立场。韩联社评论指出，“该事件应最大限度尊重员工们意愿，采取送还朝鲜等方法，以智慧化解”。

显然，仅仅从通过允许人民持枪以作为更换政府的手段而言，美国人民持枪的理由不再充分了。同时，如果人民持枪仅仅是为了防止相互之间的侵犯和掠夺，那么，这不要回到原先的自然状态吗?显然，仅仅从通过允许人民持枪以维护自身自由和安全的手段而言，美国人民持枪的理由也是很不充分的。很大程度上，美国人民之所以热衷于持有枪械来自卫，正反映出国家公权力的缺位，人民还没有真正从自然状态步入有机的社会状态。

对于士兵来说，真要兼顾法律与良知的话，也不是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正确的做法有两种。一是因为这个命令严重违反自己的良知而主动表示无法胜任，要求调换或退伍。二是拒绝执行命令，不开枪，然后甘愿承受因此而导致的法律制裁。这才是同时尊重法律和良知。接受相关处罚，是尊重了法律。“枪口抬高一厘米”然后就皆大欢喜的说法，只是掩耳盗铃罢了。

“入了党就意味着主动放弃一部分普通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这段刊登在中纪委网站文章中的话，日前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困惑和议论，有人把它与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对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