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战役过程中可以看出，尽管参战解放军总兵力不如国民党军（解放军两大参战野战军总兵力大约60万，大致相当于国民党军5个兵团；国民党军参战有7个兵团约80万人：黄百韬、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李延年、刘汝明；60万对80万，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说淮海战役是“夹生饭”），但是每次解放军都能集中一整个野战军（大约相当于国民党军3-4个兵团）围歼国民党的一个兵团。如黄百韬兵团面临的就是几乎整个华东野战军；黄维兵团面临的就是几乎整个中原野战军。最后的邱清泉李明孙元良三个兵团面临的则是中原野战军加上华东野战军。

通过一系列细致入微的措施，民众支前的积极性大幅度提升，比如莒县一个区原来计划出900辆小车，估计已经到顶。县里让再出200辆，区里召开动员会后，群众又出了500辆车、700条麻袋，超额完成任务。最能体现动员效果的无疑是以下一系列令人乍舌的数字：淮海战役期间，共动员“支前民工（包括随军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543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1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8539只，汽车257辆，向前线运送弹药1460万斤、筹运粮食9.6亿斤，前方实际用粮43400万斤，向后方转运伤员11万余名。在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后方支前民工的比例为1比9，大大超过战役初期1比3的概算。”

从毛泽东本人到各战区将帅之间，在讨论策划作战问题时，很少有语气强硬生硬的断然命令方式，大都是商榷征询式语气。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一般都多给对方留足充分思考斟酌的余地，这是毛泽东本人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指挥风格，也深深地影响了他麾下的将帅们。这，也是典型的中国特色！或曰：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特色。

淮海战役中，许多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烈士们的高风亮节激励着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中奋勇前进！英雄们的伟大业绩与日月争辉！烈士们的革命精神万古长青！

战役期间，作战部队时常处于无预示或预示时间很短的高度机动之中，汽车就那么两百多辆，战役打响时火车还只能通到兖州，以人力畜力为主的供应队伍要保证时时处处跟得上，供得足，其组织难度之大，今天的在沙龙里坐而论战的人们是很难想像的！战役中，部队不停的机动，运输队伍就得不停的重新布局，当然也不停的机动。一大批“粮草官”们，也没有如诸多战将们那样，多年之后仍被置于聚光灯下，以致于他们在这场南线大决战中无论如何也不能无视或忽视的功劳苦劳，迄今也难得被人称道。但是，要是没有他们，这次决战的胜利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他们没在第一线指挥血肉相搏的战斗，但却时时得把神经蹦得紧紧的！运送补给强调和要求的是主动性、预见性，同时还得时时督促着招呼各方诸侯组织运力把弹药、粮草运送到位，直至零公里。“部队打向前，小车推向前”，那可是说说容易做来难。像千军万马奔徐西去撵杜聿明那样的突发情况，部队撵上去了，粮食却很难及时跟上去。那么“粮草官”们就得一边重新调整部署组织运力，一边还得想办法协助部队先就地筹粮渡过难关。

淮海战役共进行了65天，战役中被俘，战役中参军，战役后成为班排长的“解放战士”，不乏其例。中原野战军在战役前的兵员为7个纵队计15万人，到次年整编扩充为3个兵团9个军共28万余人。越打越大，越战越强，简直就是撒豆成兵。不，比撒豆成兵，还要厉害！《孙子兵法》讲过“因粮于敌”，人民解放军这是“因卒于敌”——化敌之卒，为我之兵，彼消助我长，我长促彼消，那就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啊！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淮海战役作战目标的战役设想、聚歼敌人的战场预设以及战役展开的兵力规模，受制于解放区对战争的支持程度。淮海战役最后阶段，我参战兵力与前后方支前民工的比例达到一兵九民，大大超过战役初期一兵三民的概算。仅筹集调运的粮食一项，若全部装上小车，车装200斤，这个小车队伍即可以从南京到北京排成八行。人民群众踊跃支前，在根据地司空见惯，但在长期受国民党反动当局统治的地区却成了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

战后，彭德怀召集参战部队营以上干部到集玉峁现地讲评。从讲评地点的选址可以推测，肯定重点讲到军事民主，既然讲到军事民主，那就少不了“一个兵”批评彭总等上级首长“你们太急了”的具体意见及理由，因为彭老总把这事儿看得太重了，看得比发挥指挥员的大智大勇还要重，以至于1959年在全军军事科硏会议上，彭总又讲了一次，而且是作为人民军队不同于历史上旧军队的根本性质的经典例证阐述的。也正应如此，蟠龙战役的军事民主才引起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以至于1948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对党内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了开展“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如此重视基层指战员的主人公地位，如此发挥基层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又怎能得不到全军指战员由衷的爱戴！

任何一支军队都需要张扬英雄主义。功勋制度则是对英雄主义的有效激励。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否定杰出领导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人民军队反对的是个人英雄主义，提倡的是革命英雄主义。二者的区别，在于英雄能否融入人民群众之中。功勋制度，我军自红军时期起就已建立，用革命英雄主义取代个人英雄主义，到抗日战争时期，又发展成为表彰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但从方法和程序上看，一直是自上而下地由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根据搜集上来的情况评定，基层指战员在评功过程中是被动的。据姜思毅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立功运动，是由战斗在苏鲁皖地区的新四军基层指战员首创的。

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各部队新战士增多，思想教育、技术战术训练以及巩固部队等问题都比较突出，特别是补充兵源中俘虏兵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虽然军事技术较好，但思想严重落后，改造教育他们常常需要一个艰辛的过程，而战争年代能够提供的时间和空间条件又极为有限，所以，各部队都在探索基层连队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最迅速最有效的方法。王克勤创立思想互助、技术互助、生活互助的“三大互助”带兵方法，恰恰解决了这个难题，且效果显着：老骨干充分发挥了传帮带作用，特别是思想改造方面的作用；解放战士既受到了教育，又发挥了军事技术特长；解放区入伍的新兵既能实实在在地宣传新旧社会的对比，又能很快从老骨干和解放战士那儿学到军事技术。总之，班里每个战士的优点和长处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每人的不足和短处又能在其他同志的帮助下，得到迅速克服和解决。

控诉教育，之所以成为改造解放战士诸多方法中“最基本的方法”，以及诸多工作中“最基本的环节”，是因为对解放战士最根本的改造是思想改造，思想改造的目标是提高阶级觉悟，而绝大多数解放战士都有一肚子的苦水！这苦水，就是骇人听闻的阶级压迫。正是基于残酷的阶级压迫，解放战争期间数百万国民党官兵才能发自内心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教育”，于控诉运动的历史瞬间，抛弃遗传千年的奴性，完成前所未有的人生启蒙和亘古难寻的灵魂裂变。而当一个个解放战士于控诉运动中觉悟到，国民党反动统治是亿万人民群众受剥削受压迫的“苦根”时，也就在他们身上焕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淮海战役作战目标的战役设想、聚歼敌人的战场预设以及战役展开的兵力规模，受制于解放区对战争的支持程度。淮海战役最后阶段，我参战兵力与前后方支前民工的比例达到一兵九民，大大超过战役初期一兵三民的概算。仅筹集调运的粮食一项，若全部装上小车，车装200斤，这个小车队伍即可以从南京到北京排成八行。人民群众踊跃支前，在根据地司空见惯，但在长期受国民党反动当局统治的地区却成了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

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缴获各种炮弹是12万余发（在三大战中居中），缴获各种枪弹2015.1万发（在三大战役中居中）。人民解放军的缴获的弹药在枪弹一项上与消耗大致持平，缴获的炮弹一项上不及消耗量的五分之一——收入/支出是逆差。

关于这次国共双方的这次南线大决战，如今早已见诸于祖国大陆的各种史籍典册，而且已经成为了各种影视作品的丰富素材。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不说，也为各路军迷提供了长期的热议话题，可谓经久而不衰！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见得最多的，还是胜利者方面的记录，以及进出过“共军”的“战犯管理所”、有被“洗脑”之嫌的前国民党军参战将领的回忆。如此，当然也就难免为前朝遗老，后辈“果粉”所垢病——他们都以“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由，顽强地对这些记录表达或表现出了忽视乃至无视之意。笔者这次就开一新局：用失败一方的“事后诸葛”之论，来这场战事作打总结。至于各位读者从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那就由各自见仁见智了。

从刘陈邓定下决心，到华野首长作出响应，再到统帅部批复并确权，15个小时！将帅协谋，上下同欲！黄维兵团这个大块头“国军精锐”，没得跑了！南线大决战第二个厚重果实，呼之欲出！

黄维多年后自己回忆说：突围前他曾致电蒋介石和空军总部，要求务必于15日实施计划。但15日上午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到阵地上空与之通话时说“不能按照计划实施”，黄维则说“你不能照计划实施，我只好自己断然处置了”，遂于下达突围命令，规定各部于黄昏前同时开始突围。但“当突围的命令下达后，各部争先恐后的逃命，有的提前就开始突围，特别是战车营，在将近黄昏时，因其停车场受到解放军的激烈炮击，以致战车纷纷移动，引起其他部队的误会，各自乱跑。而为解放军立即发觉，层层截击。所谓突围，实际上是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