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两次鸦片战争谈判期间，英国人名为要求“平等”，实质上是要求大英帝国对于大清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饱受争议的“夷”字，恰如其分地点出了殖民话语逻辑的要害。对于“文明人”来说，谁是真正的“野蛮人”？如何恰当地回答这个问题，这里充满了各种焦虑和不确定因素。当衍指符号“夷=barbarian”成为现实的那一刻，当殖民者言说中的barbarian开始渗透汉语的那一刻，就必然造成伤害和逆转，甚至出现认知对象被颠覆的危险。从这种意义上说，“平等”话语的殖民性在中英《天津条约》对“夷”字的禁用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它也是英国人发动战争的法律依据之一。

时至今日，尽管学术界有人对1943年的废约和后来国民政府与美国苏联英国签订的条约的事件持不同的看法，其中有的人还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但是，有一条却是不能忘记的：“新中国建立后，才真正结束了不平等条约时代，这是学术界的共识。”

昨天，某网上出现了一篇题为“贸易战成口水战，美国当年到底有没有干缺德事？”（以下简称“缺德文”）的文章，“缺德文”一方面痛批大陆官方转发的黄智贤文章，一边竭力为美国洗地，不仅完全认可Pence演讲的观点，甚至帮着Pence把美国描绘成一个对中国的大善人，还自以为是的批判中国官方篡改历史。这篇文章在短短的12小时就达到阅读量过6万，点赞过过3千，相信不少人都看到过这篇文章，可见影响之广泛。纵观“缺德文”的观点，其实很明显，就是要在当前中美紧张的敏感时刻，为美国抬轿，为美国过去的侵略历史洗白，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中国。这是跪舔美国族和海外“民运”分子的一贯套路。他们用似是而非、颠倒黑白、掐头去尾、歪曲捏造等手法对历史事实进行解构，令其碎片化，让人相信只有他们说的才是真的。这样的手段很迷惑人，很蛊惑人，从而产生出他们想要的效果。这种效果是什么？他们心里很清楚，大众更看的明明白白！

总有一些人，伪装客观，要客观理性，要一分为二，要考虑到政治复杂，时代背景，历史环境，时代局限等等，无非就不允许批判李鸿章，无非就是想说贪污无罪，卖国有理。我中华当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我们在和平年代尚且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怎么就能允许那个年代有这样的人，居然还为其大唱赞歌。汉奸们都是无辜的，要好好的心疼他们，好好理解他们。那为民族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人呢。我觉得这样的人，到民族危难之际，如果有机会，大抵会无辜的无奈的去做卖国贼的。因为他们已经有这样的思想意识。

现在从上到下，还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那么多精英阶层，主动给自己套上了新的“国际条约”，那么在乎外国人如何评价，真是可怜又可悲。以前王阳明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套用这句话，要树立中国人的自信，破除很多人心中的“国际条约”，建立“四个自信”，确实是任重而道远的事。

抗日战争虽然中国是战胜国，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特意夸大。特别是对于国民党政府抗战中的不堪表现，我们也应该不作为研究的禁区，而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反映。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不是抗日战争和国民党奠定的，而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抗美援朝等一系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导的战争建立起来的。

袁南生开宗明义宣称：“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作用。”并且偷换概念，拉大旗作虎皮，把殖民地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单向掠夺财富和倾销毒品等同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则形成了世界市场”。也就是说，西方列强用船坚炮利轰开中国的大门，是一种慈善行为，目的是帮助基本国策同全球化是背道而驰的大清王朝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