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被西方殖民化知识洗过脑的人看来，唯有城市化、全球化才是中国现代化的正道，在他们看来，唯有消灭农村才能有现代化，甚至据此批评乡村建设于中国现代化而言并无积极意义。然而，自2005年新农村建设、2017年乡村振兴作为两届领导集体的国家战略相继提出以来，尤其在2008年面对全球化挑战、2018年面对“贸易战”为名的“新冷战” 等重大教训接踵而至之际，乡村建设于中国向生态文明为内涵的现代化转型而言，意义特别重大。

由中国乡建院、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共同策划的《新时代乡村振兴系列丛书》正式出版，“新书首发式暨为乡村·创未来 乡村振兴大家谈”活动将于9月21日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举行，届时将邀请丛书的5位作者和真正扎根乡土大地的实践者，分别从乡村振兴政策梳理与解读、乡村规划设计的反思与共建、乡村社区中的传统组织关系与自治理等几个方面跨界探索，针对全国200余村庄的实际案例，发掘实操过程中不同面向、多重的视角的“振兴”真问题与核心解决方案。

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漱溟与毛泽东有过一场关于中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论。今天需要重新回顾这场辩论背后的历史逻辑，即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如何在近代历史中展开的。其中梁漱溟对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在阶级、国家、执政党、人民与人心问题上的看法与转变，折射出中国之路所具有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今天的中国需要呼唤新的政治觉醒、文化觉醒以及新的理论创造，并以之为中国未来的道路开辟方向。

上个世纪有很多被世人熟识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为作家、政治家、学者等等，实际上像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陶行知他们这些人，给我们诠释了知识分子的另外一种可能。我们今天一提起知识分子，就觉得他们是在象牙塔里带着眼镜的专家教授，但是晏阳初先生他们有一句话，叫“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那就跟毛主席所说的“要当人民的先生，先当人民的学生”道理是相通的。第二句话叫“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那么这就是说我们既要去改造乡村、改造农民，但同时还要改造知识和改造知识分子。

十七年时期的农村俱乐部建设是颇有成效的。农村俱乐部的建立，一方面增加了农村文艺的种类和供给量，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传统文艺形式向现代文艺形式转型。这些成效的取得，首先是与政府的主导、行政的推动是分不开的。其次，这些成效的取得，也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当时，群众之所以愿意参加俱乐部建设，是由于他们不仅被视为俱乐部服务的对象，更被视为俱乐部建设的主体。他们在参与俱乐部建设的过程中不但享受到了文艺，而且也体验到了参与文艺创造的乐趣。正是因为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调动起来，才使得农村俱乐部网在国家极少投入的情况下在广大农村建立起来，并做到了“大家闹，大家看”，皆大欢喜，各得其所。

工资部分我们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想发财，不当官。我们南街村管理层干部包括党委书记、村经理等一月工资都是标准250。中央发改委的领导说250不好听啊，为啥不是260、240啊。我说我们当傻子，傻子不是神经病的傻子。那是什么傻子？是当社会主义抗战时期，社会主义解放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模范人物。比如刘胡兰、邱少云、黄继光、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孔繁森，这些都是傻子，我们愿意发展这种傻子精神，我们才拿250的工资。毛主席逝世40多年了为什么一直有人念念不忘，年年有人纪念，这是为什么？焦裕禄，毛主席提出来县委书记好榜样，为什么全国都要学习焦裕禄精神？为什么全国人民都要学习雷锋？就是有一个吃亏精神，你当干部如果光想着自己富起来，你永远办不成事。你看徐才厚，中央军委副主席啊，不还是下马了，这为什么？这是私心啊，你看我们党委书记王宏斌同志讲哩，只为集体造金山，不为个人搬块砖。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上来就开展一个党内群众路线教育，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习近平总书记说，不能忘记群众，一个人都不能掉队，所以说我们南街村的干部都是傻瓜，二百五。

单纯的经济性扶贫难以形成持久的造血功能，关键在于使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形成有机的联系。没有有效的社会建设，只能是贫富的两极分化。没有社会建设的经济行为一定会失败。

2013年，潢涌村集体15项福利总支出达到6000多万元，平均每人每年享受到6000元的福利。在潢涌，就业率达100%，“只要村民愿意工作，我们就一定能安排他们工作。”黎锡康说，潢涌全村总共9000多人，符合就业年龄的有4500人。在该村自办企业里就业的村民就有3800人，剩下的几百人在外资企业工作，或自己当老板和当私营个体户。毫不夸张地说，潢涌就业率在东莞是最高的村。不仅安排就业，潢涌鼓励村里的年轻人高中毕业后，到大学学习造纸技术。

“人民”高于国家，才是“社会主义”，否则就是“国家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

“革命”与“建设”是共生共存于整个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之中的命题。在各种思想和社会改造方案竞相争锋的态势中,乡村建设思想自成体系,也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