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所说的一国通过对外贸易，可以购回比自己国内生产成本低的商品而获利这种“比较利益”现象，被搬用西方发展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称之为可以利用的“比较优势”。似乎任何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只要能够在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利用这种比较优势，就可以赶上发达国家。其实，这样的理解是十分片面和表面的，也是具有欺骗性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频繁使用中等收入陷阱、比较优势、人口红利等西方发展经济学话语。其实，“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只是对一定范围的经济现象所做的比喻；“比较优势战略”搬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原理，把它扩展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人口红利”概念撇开社会生产关系，片面分析人口供求现象及其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我们只有自觉坚持唯物史观指导思想，维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权，才能防范资产阶级经济学非科学话语的泛用，保证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方向。

中国改革开放期间4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经济奇迹”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至少有10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中国“经济奇迹”决不能理解为私有化、市场化的产物，要辩证、理性地看待非公经济的崛起与贡献，科学、深刻地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式微与效率。要正视过度追求经济增长与私有化改革带来的一系列副作用，客观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新时代”应是对公有计划时代与狭义“改革开放时代”的扬弃，通过否定之否定，实现螺旋式上升。

德国拿出9%的GDP，承担全社会家庭抚养孩子成本，差不多相当于全社会家庭抚养孩子成本的46%。在丹麦，夫妻双方可以享受最长52周的生育津贴，其中，父亲最多可以领取34周的生育津贴，最高可达工资的90%。新加坡每年拨款20个亿用作国民生育基金，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出生奖励6000新加坡元（近3万人民币），一个家庭生育3个孩子，政府奖励的婴儿花红津贴约为4.4万新加坡元。然而就这样的力度，也很难让出生率提高。所以可以想见，中国想要抵挡老年化的加速，想要提升人口出生率，难度有多大？这么说吧，中国人民不要补贴，只需把房价砍去一半，对囤房一族课以重税，全力供应安居房、公租房以及配套设施，全国租售同权，取消户籍、学区等资源绑定。想要人口红利，你得放出真福利！

在“供给侧改革”的浪潮下，推动经济继续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流行主张是：放开生育政策以补充人口红利，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以推动城镇化发展和第三产业发展，但这根本上不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实际上，西方社会中高比重的第三产业主要是收入分化和享乐主义盛行的恶果，这种现状不仅不是合理的，反而是社会经济衰退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