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别人引述陈漱渝先生、从钟玲教授和余先生的来信中，知道余先生是有悔意的，我因此为余先生高兴。没有料到的是，余先生最终以略带嘲讽的标题《向历史自首?》的问号中，拒绝了自己为自己过去的不是、错误忧伤“道歉”的，内心美善的唿唤，紧抓着有没有直接向王昇“告密”的细节“反拨”。这使我读《向历史自首?》后感到寂寞、怅然和惋惜，久久不能释怀，反省是否我堵塞了余先生自我反省的动念?

近日，一位台湾诗人逝世，借由一首寓意思乡、期盼祖国统一的诗歌，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和公众的纪念。但另一方面，了解这位诗人履历以及经历“白色恐怖”的台湾人民，却披露出这位诗人不为人熟知的一面：攻讦左翼人士，乃至告发论辩对手，借由当局力量恐怖镇压新生力量。回顾当年历史，论者意不在揭逝者之短，也无意呈现一幅“文人相轻”的画面。呈现文学与政治互动的历史，有助益于两岸同胞理解台湾文坛、政坛如何走向今日之怪现状。

台湾文坛上乡土文学与西化现代文学的对立，不过是台湾社会上劳动者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反映。因此，陈映真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当中对于故乡的怀念和憧憬，其实包含了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向往。而余光中的所谓“乡愁”，也只不过是在表达他们对于失去旧中国这个西方侵略者与亲西方人士的“天堂”的不甘，与其反对统一、反对大陆的一贯立场毫不矛盾。所以有些人不无嘲讽的表示，正如《送别》改为《马屁》更合适一样，《乡愁》最准确的名称是《还乡团》。

绕开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无论如何追溯“乡愁”，建立在这些文化符号上的“共同体”，也仅仅是符号，是想象，无法回应帝国主义长期的对台殖民主义教育，无法解释被歪曲的两岸近百年历史脉络，更无法回应台湾当前因依附美日所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陈映真做的正是一种“文化清理”、历史去蔽的工作，只有扫除掉多年积累的阴霾与废墟，露出历史与现实的真实脉络，那么“文化共同体”的桥梁才可能有稳固的根基。

2017年12月14日，台湾着名诗人余光中去世。人们缅怀余光中的文学创作。但余光中不仅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涉入政治颇深的诗人。

遗憾的是，这些宣传和吹捧说来说去不过是余光中的“乡愁”诗歌和美文，而对余光中在台湾文学史上的作为毫无认识，因而对于余光中究竟何许人并不清楚。不过，对于普通的读者也许不应该苛求，因为大陆对于台港文学一向隔膜，而余光中又善于顺应潮流。举例来说，在九大卷300余万言的《余光中集》中，余光中的确是十分干净和荣耀的，因为他将那些成为他的历史污点的文章全部砍去了，这其中包括那篇最为着名的被称为“血滴子”的反共杀人利器《狼来了》。但在行家眼里，这种隐瞒显然是徒劳的，每一个了解台湾文学史的学者都不会忘记此事，海峡两岸任何一本台湾文学史都会记载这一桩“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