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宏观经济发生结构性失衡问题和远离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就必须高度重视研究和应用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而决不能照搬凯恩斯主义。马克思把如何实现不变资本∑c的补偿，视为实现社会再生产的“最重要的问题”；而凯恩斯主义却沿袭了斯密教条，存在丢掉社会总产品价值∑(c＋v＋m)中不变资本∑c的严重弊病。因此，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 “三驾马车”的宏观调控方法，已不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要求。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就必须破除对凯恩斯主义的迷信，把马克思从社会总产品出发的科学方法具体化，并在数理分析方法上努力建立以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为指导的宏观经济指标体系。

目前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读，有从供给学派出发和从凯恩斯主义出发的两种思路。应超越供给学派和凯恩斯主义之争，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供给关系的本质、决定因素以及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为理论基础，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从生产力角度来看，对产业结构即社会生产分工比例进行调整;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宏观调控政策要对收入分配关系从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进行调整。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经济学理论，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识和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市场经济本身产生让市场崩溃瓦解的力量，当市场的力量超过了政府的力量，而常规手段又无法提升政府力量到足以和市场力量对抗的时候，就产生持续的经济危机。这个时候战争也就应运而生。战争本身并不能解决经济危机，但战争所必然要求的政府控制力的急剧提升乃至实施战时计划经济，则能解决经济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后，“专家们”的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言论，已经没有人相信了。不过，“专家们”换了另外一身马甲来忽悠，鼓吹“凯恩斯主义”。但凯恩斯主义的立场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在中国当前微妙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下，还有可能是跨国垄断资本的立场。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的是社会主义——立足于可持续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的在生产上和分配上的社会主义。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在战后是没有先例的，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都承认这一点。人们在需要对经济的更多方面进行管制上已达成共识，但对未来的管制经济应是个什么样子?甚至是否应要宣告里根时代的结束?还存在巨大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