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庸俗解读供给侧改革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预计将保持在 6.5%～7%的区间内。如何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再次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界存在许多不同的声音。厘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渊源、方法论基础和实施背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目前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种解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经提出就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这是否意味着之前扩内需的政策无效?供给和需求哪一个更为重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端管理是什么关系?目前理论界主要从供给学派角度和凯恩斯主义角度出发围绕上述等问题展开讨论。

1 .从供给学派角度进行的解释

一些学者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联系起来，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就是供给学派的理论学说。

有学者认为，“萨伊定律”开创了“供给侧”学派的先河，从“萨伊定律”到“供给学派”再到“供给管理”，观察视角和逻辑起点是一致的。 [1]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仅以短中期调控为眼界的需求管理已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应转向供给管理。 [2] 从“新供给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贾康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提供“有效制度供给”，如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解除金融抑制，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等等。 [3]

还有学者认为目前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在于，此前“凯恩斯主义”色彩浓厚的需求刺激政策，并未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反而制造了一次暴涨暴跌的股市大泡沫，放大了金融风险。因此中国政府下决心开始拥抱“供给经济学”。中国面临的问题并非简单的需求不足，目前的供给现状是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无法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结构。而导致供给不足的原因，要么是政府管制太多扼杀了创新，要么是税负太重抑制了供给。供给经济学的精神实质是对“小政府，大市场”、自由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的坚定信仰。 [4]

另有学者认为，根据新供给经济学，新供给不但能够自动创造需求，而且所有产品销售收入最终都会变为要素报酬，而资本、劳动和资源等要素报酬要么转化为消费，要么形成储蓄并转化为投资，形成新的需求。因此，应放开市场，让经济回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轨道，恢复“供给与需求的自动平衡机制和最终均衡状态”。 [5]

尽管这类观点中有人认为供给学派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 [6] 但他们的思路和提出的政策主张表明，实际上他们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流派之一的供给学派混为一谈。[7] 所谓“新供给经济学”将劳动力、资本、土地、创新、制度并列为经济增长的五大要素，否定劳动作为价值的唯一源泉从而也就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其理论基础是要素价值论。此外，“新供给经济学”特别强调制度的重要性，认为目前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是由政府所引发的，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简政减税、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该观点将技术创新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过度夸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因为技术创新涉及生产力发展、科技发展程度和科研投入等，制度改革并非充分条件，不是一定就能带来技术创新;同样，经济增长并非只和政府大小、干预力度相关，一味地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放缓问题归咎于政府是片面的。

2 .从凯恩斯主义角度进行的解释

有一些学者对“新供给经济学”提出了批评，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理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依然在于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与适度扩大总需求同时进行。

林毅夫构建了“新结构经济学”，他认为 2010年至今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仍是由于总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对于消费需求和投资性需求，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抑制消费、抑制投资，因此推行时间点要掌握好。扩大总需求必须以投资性需求为主，针对“政府投资挤出效应”理论，林毅夫认为，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会挤占民间投资，经济下行时正是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时间点。投资不会挤压消费，相反投资跟消费正相关：如果投资是提高生产能力的，或者是降低交易费用，这样的投资不仅不会挤占消费，而且可以提高家庭收入，提高家庭消费水平。 [8]

林毅夫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推行供应学派的政策，而是要在适度增加总需求的前提下来进行，并且要应用产业政策，而不只是减税。 [8]

姚洋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有好处，但是它不解决短期问题。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是结构性的、周期性的，要解决短期的问题，需求侧管理仍然是第一位的。 [9]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对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否定;相对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的拉动效果更为明显，在企业订单下降、投资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政府应成为投资的主力。 [10]

虽然林毅夫认为要“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我国的宏观政策既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也不是供给学派的政策，但“新结构经济学”仍带有深深的凯恩斯主义的烙印。例如，他主张的在经济降速时扩大政府基础投资、政府作为平衡私人资本与劳动者的第三方力量等思想，与凯恩斯完全一致。

那么，凯恩斯主义能指导中国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境吗?首先，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沿袭了斯密教条的错误，丢掉了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中投入资本即 Ic，势必给宏观经济的总量分析带来一系列错误判断。 [11] 其次，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带有填补漏洞的权宜色彩，其所主张的扩大基础设施带动的是投资性需求，对于贫富差距带来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危机难以取得效果。而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矛盾，凯恩斯的政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新自由主义认为贫富差距反映了经济贡献的不同，因此是合理的;其支持者们提出所谓“涓滴(trickle down)效应”，认为富人更富后会增加投资，从而带动生产率提高、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因此穷人也从中受益。然而事实是，工人工资长期停滞，工资增长率远低于劳动生产增长率;并且随着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加强，越来越多的私人资本投向金融业而非实体生产，而金融业发展带来的就业岗位要远远少于实体生产，从而富人储蓄增加并未如凯恩斯设想的公式 S=I(储蓄=投资)那样提高投资从而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因此，新自由主义时期不平等程度的提高比之前阶段减少的量还要大，富人收入份额的快速增长并未如其许诺的那样向下滴流，反而都投向投机性的金融部门中。 [12](P86-101) 最后，中国当前出现的内需不足表现为消费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产品过剩同时并存，即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是消费需求相对于生产过剩而言的不足。因此，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重点应是扩大居民个人的消费需求而不是像凯恩斯那样“双管齐下”搞大规模投资、重复建设刺激经济来提高总需求，否则将会因有限的消费需求消化不了过剩的产能和供给而破坏两大部类的平衡比例关系，使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供需结构进一步失衡。 [13]

正因为如此，凯恩斯主义是无效的、不适用于中国的;而“新结构经济学”所主张的基础设施投资的优先性、政府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也被认为未跳出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14]

3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的解释

学者们对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释为供给学派政策做法的观点进行了批判，“里根经济学”的主要做法就是采纳供给学派主张，实施减税、紧缩性货币政策及国企私有化，结果导致美国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从“供给面”和“结构性”这两个角度来看，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无法解决经济体系内部的“结构性”问题。 [15] 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决抵制这两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潮的干扰，从政治经济学中寻找答案。

邱海平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原因在于企业产品与市场需求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间的矛盾既来源于供给侧，也来源于需求侧。要看到，供给侧也存在短期的经济变量，需求侧也具有长期的效应。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影响长期经济变量的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有关政策措施解决短期经济变量方面存在的问题;既要把这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又要对它们进行全面统筹。 [16]

赵磊认为，中国消费者网购、海淘的都是比国内便宜的国外产品，这说明中国存在的不是“有效供给不足”，相反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客观现实。不论“刺激需求”还是“扩大有效供给”，政策效果最终还是要人民大众的需求买账和认可才行。[17]

刘凤义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遵循以下原则：以“劳动者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本;以“满足需要”而非“需求”为原则制定相应政策;强调共享发展，在微观企业领域，不能一味把降低工人工资作为提高企业效率的口实;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18]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

供给和需求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应和需求侧改革相互配合。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相关论述以及新中国在经济结构平衡方面做出的探索，为我们认识和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1 .供给、需求概念辨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供给和需求关系实际上是生产和消费关系的另一种表述，而生产和消费在本质上是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

“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不仅直接是生产;生产也不仅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也不仅是生产的目的，就是说，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想象的对象;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中介着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由于自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每一方是把自己当做对方创造出来。”生产和消费的这种同一性，“在经济学中常常是以需求和供给、对象和需要、社会创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关系来说明的。” [19](P17)

仅从市场流通领域来看，“说到供给和需求，那么供给等于某种商品的卖者或生产者的总和，需求等于这同一种商品的买者或消费者(包括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总和。而且，这两个总和是作为两个统一体，两个集合力量来互相发生作用的。” [20](P215)

但如果只停留在市场流通领域“要给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它们好像只是同义反复。” [20](P207) 例如在商品流通中，生产者出售商品 W，从原来的货币持有者手中获得货币 G，W—G 就是供给和需求交换的过程;生产者获得货币 G，同时产生购买原材料和劳动力商品的需求，因此商品流通 W—G—W 中贯穿着供给与需求相互转化的过程。

不仅如此，忽视生产过程而只关注市场供求关系，就无法认清商品价格是如何决定的。关于市场供求关系与商品价格、生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除了价格由供求决定而同时供求又由价格决定这种混乱观点之外，还要加上：需求决定供给，反过来供给决定需求，生产决定市场，市场决定生产。” [20](P212)

2 .供给和需求的决定因素

以上价格与供求、需求与供给、生产和市场相互决定等观点至今仍然十分流行，然而马克思指出，在解释市场供求关系时，“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20](P202) 那么，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是什么呢?

马克思指出，“当供求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生的时候，当商品是资本的产品的时候，供求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前提，因而以和单纯的商品买卖完全不同的复杂化了的关系为前提。⋯⋯在简单的买和卖上，只要有商品生产者自身互相对立就行了。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供求还以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为前提，这些阶级和阶层在自己中间分配社会的总收入，把它当做收入来消费，因此造成那种由收入形成的需求;另一方面，为了理解那种由生产者自身互相造成的供求，就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 [20](P216-217)

马克思清楚地表明，决定供求关系的有两个重要方面：第一，由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决定。而决定阶级与阶层的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以及资本家内部金融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等的阶级地位，并由此决定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收入分配。在这个意义上，供求关系中供给由资本家获得利润多少来决定，而需求则是不同阶级的人群在获得自己的工资或利润后形成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来决定。

第二，供求关系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来决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因此，决定供求关系的实际上是劳动过程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实现过程。首先，劳动过程涉及两大生产部类间的分工比例关系，以及“由生产者自身互相形成的供求”即第 I 部类内部 Ic 交换的比例关系、社会扩大再生产中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的比例关系。其次，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取决于剥削率的高低，“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无酬劳动的占有以及这个无酬劳动和对象化劳动之比，或者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取决于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润率。”[20](P287) 再次，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取决于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即不同阶级的人群在获得自己的工资或利润后形成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这又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所决定的。

由此可见，供求关系建立在以下两个重要因素基础上：一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阶级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二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率决定的。” [20](P202)

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结合中国实际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运用，与供给学派政策主张有着本质的差别。

首先是“宏观政策要稳”，在减税的同时配合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的政策，增加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通过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降低融资成本。而供给学派则主张实施紧缩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

其次是“产业政策要准”，实施精准有效的产业政策，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而供给学派则反对实施产业政策，认为自由市场会自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再次是“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而供给学派则强调给资本家阶级以最大的自由，激发资本家的活力。

第四是“改革政策要实”，大力推动改革落地，发挥基层首创精神，使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则导致了贫富的两极分化。

最后，“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作用，而供给学派则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实行公共部门的私有化。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发展

首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就是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其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是辩证统一的，必须两端同时发力，在扩大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的质量与效率，推动经济的协调发展。

再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不断发展生产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两个关键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所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2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22] 从根本上说，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从这个思路出发，结合上文论述的供求关系建立的两个重要因素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层面上的结构性调整共同进行。

1.生产力层面：调整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结构

供求关系首先由基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分工关系决定，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当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入手，提升质量和产品层次。近期我国在资源、能源、环境等方面约束加大，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企业创新能力不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供给结构不适用市场需求，既存在低端产业的严重产能过剩，也存在着中高端产品和现代服务业的有效供给不足。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优化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通过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创造新供给，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收入的增加，扩大国内市场。因此，推动经济发展，要从供给需求两端发力，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2.生产关系层面：调整决定收入分配结构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结构性”3 个字十分重要，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因此，要解决内需不足问题，就要对当前收入分配结构进行调整，更要对决定收入分配结构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进行积极调整。从需求方面看，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外需拉动作用大幅下滑;国内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富裕阶层的财富和收入不断增加，但缺乏消费意愿，而普通居民收入消费愿意强烈但消费能力不足，内需难以提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习近平总书记几次着重指出“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23] 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路径。正确理解“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应坚持整体和个别相结合，从整体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从单个上搞活国有企业。不能片面将对做强做优做大的理解停留在单个企业层面，要从整体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来谈国企改革。在单个企业层面，要着力解决国企现代企业制度尚不健全的问题，加强和改进公司法人治理机制;在公有制经济整体层面，要坚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提高国有资本运行效率，贯彻党中央关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的方针，大力振兴公有制经济，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控制私营经济的发展，提高公有制经济比重，从而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结构性调整。

3.综合平衡思想：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借鉴

在明确供求关系本质及其决定因素的前提下可以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涉及市场流通领域，更要求对收入分配关系从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进行调整，要对产业结构即社会生产分工比例进行调整。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以此为基础的陈云综合平衡思想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科学揭示了两大部类间交换的比例关系，为国民经济有计划地按比例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对商品流通关系即市场关系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分析了商品资本循环过程不仅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商品资本的运动是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统一;分析了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区别与联系，不仅涉及了流通层面，还深入到了生产层面，揭示了社会总资本在生产过程是生产和流通的统一。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深入到了生产层面，深刻反映了市场经济宏观运行机制，这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理论有积极指导意义，例如遵循货币流回规律，在生产领域中寻找解决金融问题的办法;引入 Ic 内部交换，建立科学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经济如何实现稳定、快速和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就是其中的杰出成果。综合平衡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陈云曾是新中国财经工作的主要领导。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是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经济如何实现稳定、快速和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它在实践中，对国民经济运行遵循价值规律和社会生产按比例规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陈云指出，按比例协调好基本建设和财力物力之间四个方面的平衡，就是在宏观调控时，要瞻前顾后，保证国民经济今后的持续稳定增长，防止大起大落;就是当年必须控制好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消费资料)生产之间、消费与积累之间比例关系，促进国际收支实现平衡，在动态发展中，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陈云还揭示了判断国民经济是否实现综合平衡的标志，也就是“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 [24](P44) 陈云的这些经济思想，渗透着历史唯物主义，用劳动二重性原理理解社会再生产，把马克思在价值规律基础上揭示的社会再生产的一系列原理，即社会再生产必须从社会总产品出发，扩大再生产要以简单再生产为前提，社会再生产存在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部类，它们必须实现实物补偿与价值补偿、相互和内部都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社会再生产必须遵循货币流回的规律等具体化。可以说，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但在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由于受自然经济影响，人们没有认识到现实的经济运行中是存在市场的，相应地，在理论上忽视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关于流通关系、市场关系的描述，认为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不相容的。

我们所要建立的宏观调控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着眼于短期、局部调节的宏观调控不同，它是着眼于短期调控与长期科学发展统一的、应用于宏观经济管理实践的理论。并且，科学的宏观调控是适应宏观经济进行良性社会再生产、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并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中实现共同富裕，宏观调控的目标是科学发展，而不是单纯地追求经济量上的增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25] 要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中国现实情况与西方国家不同，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防止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相混淆的倾向，要以之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益经验为借鉴，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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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网(www.cwzg.cn)摘录自《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年第3期/总第219期 原标题：超越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之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