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爆发开始，世界已经进入了“危机、冲突、紊乱、分化与重构”的“新常态”。这意味着，（1）中国以前所面临的有利的国际环境条件开始恶化了，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遏制；（2）随着希腊等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中东局势的动荡、南海局势的紧张和东南亚国家的动乱，国际市场对我国产品的消化能力下降，我国1992年以来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受到遏制；（3）再加之我国工资水平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我国靠廉价取胜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加工业更是雪上加霜。再加之，中国经济经过多年的粗放型发展和凯恩斯主义式的增长后，现在也进入了以调结构和创新驱动的“新常态”。这也都要求我们在讨论我国人口政策时需要新的思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实践中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初步梳理习近平经济思想，可重点概括为六个方面：生产目的，共享发展深化社会主义本质论；系统集成，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战略；规律体系，五大发展理念揭示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合力机制；发展动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方略，新常态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逻辑；国际经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厚植开放。习近平经济思想博大精深，还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再也不像以前这五百年那样——还有众多的富有且软弱的国家和地区可供帝国主义者们掠夺和转嫁危机了。拉美、东亚、中东、非洲诸国早已经是被帝国主义者们洗劫殆尽、奄奄一息了。尤其是印度和中国的和平崛起，帝国主义者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恣意妄为。人类正在步入“危机冲突紊乱分化重构”的“新常态”。

要借鉴日本经验，根据每个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来具体确定该产业对外开放的程度和速度，从而为该产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营造较为宽松的环境。如果各级政府等候劳资冲突了，再事后去协调，那就陷于被动，也难以体现人民政府的劳动阶级性质，与从严全面依法治国的积极进取精神并不吻合。

进入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正在开始经历一次就其实质和意义来说不亚于前三十年的变革。实现这个变革的关键，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要求必须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