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工友之家现在所提供的材料来看，实际原因似乎是村和乡两级之间在债务问题上存在某种理不清楚的情况。应该建议村乡两级都适当地调整一下工作方法，不要过分地把村乡两级债务链所发生的矛盾转移向打工者公益服务组织和其他的租户。皮村外来租户里面，有些属于开展经营活动的，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承载能力。而纯公益性的租户，是没有承载能力的。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人们所说的，按西方体制如何重构的问题，而是“条块分割、尾大不掉”！这八个字，是中国当今政治体制的核心弊端，它其实是延续了几千年都在不断发生的中央失控，根本不是简单照搬国家史才300年的美国或者更短的西方政治制度就能解决的。这是对十八大后新的领导集体的真正考验。从“农民可能无产化”、“地方尾大不掉”到“精英阶层的不自觉”，发人深省。

中国正好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到了高速度货币化，尽管后来我们遭遇到了更为严重的债务危机，为什么过得去?就是因为在高速度货币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巨量的所谓货币化制度收益。这个制度收益又因为我们的货币市场不开放，使得中国几乎全额占有了自主货币化的制度收益，这就是人民币在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贡献。

以中国为例，我们从2010年国务院公布的面源污染普查报告来看，农业已经超越了工业和城市生活的污染，成为中国面源污染第一大贡献，也就是说农业造成的污染远大于工业、远大于城市。

今天中国大陆，中产阶级的表达，是把20世纪90年代的私有化改革当成真改革。今天的改革要保护的是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改革的利益。在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官员变成腐败官员，因为搞改革的官员中有一部分人就是凭借权力去占有股权的。

1中国危机是独特国情下的危机在说中国危机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什么是中国?中国首先是一个原住民国家，我们把它叫做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国...

在全球危机与中国的去工业化的背景下，生态文明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项重大调整而提出，全球危机源于“发展主义”现代化的制度成本，即资本化与殖民化，西方国家殖民扩张所孕育的现代化伴随着巨大成本以及恶性转嫁，而战后第三世界则开始接受产业转移与“发展主义”形态。在生产过盛的同时，加之国家竞争，最终酿成了全面危机。

中国的现实是，9.4亿农民人口中虽然有1亿多农民劳动力进城打工，仍然有大约8亿农民生活在分散的农村。无论这个国家的大城市怎么变，300万个...

这次五中全会前前后后有多种多样的讨论，大家都在讨论我们现在宏观形势到底面临什么问题。从内在的经济结构来看，我们应该做哪些调整?五中全会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创新。再按照原来的模式，按照原有的工业化路线走，走不下去了，我们要创新才有出路。

当金融资本把所有的实体经济洗劫完毕，没有东西供它洗劫的时候，它终将会导致自身的崩溃。这就如同宇宙黑洞，金融资本就是一个黑洞，最终将因为多空大战不能做了而导致崩溃。客观来讲，中国的这次“股灾”是一场正在演化之中的、具有金融资本阶段特性的多空大战。

如果我们把农村的合作社从专业合作社改为综合合作社，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改变呢?那就是农民通过综合性的经营，包括经营金融、保险、餐饮、房地产，如果政府又明确规定了合作社的低税和免费制，那么农民的收入低下问题就会通过综合经营而明显改善。我相信很快就有农村合作社改革的表述，但亲资本的各地政府能不能落实还得再说。

维护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恰在于事实上已经承担了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需要认识“全球化是国家之间的资本竞争”的实质，不能再简单化地跟从已经日益被投机资本深度操控的国际市场做顺向调节;而必须从安全理性出发，加强有利于国家调控粮食安全的综合性改革，以此弱化跨国金融资本的粮食投机对国内安全的负面作用。

国内经济告别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而面临下行压力，使得社会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不断显化成为一种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