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复兴，毛泽东同志彪炳千秋的丰功伟绩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123周年诞辰。

1793年，马嘎尔尼率领英国使团访问中国。这位通过因欧洲流行读物而对中国充满好感的“中国迷”，实地考察后却留下了如下感慨：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震惊的，是清廷政治上的专制、黑暗和野蛮。官府征集为使团领航的服务人员，靠的不是出资招募，而是派兵到街上抓捕。商船在河中倾覆，岸边民众想的不是救人，而是争先恐后地抢夺落水货物。

1940年，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访问延安。在重庆和西安，他所听到的都是中国共产党如何“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破坏团结，游而不击”，心中也多少存有疑虑。然而，通过比马嘎尔尼更为细致的实地考察，他看到的是这样的延安：

【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所以，我们看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中国GDP约为14.03亿两白银，占世界总额的29%，而同期西方世界第一工业强国英国的GDP所占份额仅有5%；到了百年沉沦结束的1949年，中国GDP约为123亿美元，而同期美国的GDP总额却高达2862亿美元。由于战乱、饥荒与贫困，1949年中国人均寿命仅为35岁，婴儿死亡率高达20%，文盲率80%以上，其中女性文盲率达90%以上。而在新中国成立67年后，中国2015年的GDP总量达到67.67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总额和制造业规模登上世界之巅。

山河破碎，起于文化腐朽；大国崛起，始于文化复兴。

1956年，原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陆军航空兵司令官远藤三郎，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接见。这位之前坚信日本人是优等种族，根本不服气中国对日作战的日本将军，却将自己的祖传宝刀献给了初次见面的中国伟人。

宝刀，是日本武士视作精神象征须用生命守护的圣物；献刀，是在心悦诚服后对偶像无比虔诚的大礼。

远藤三郎说，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觉悟在一夜之间”。原来中日之间的较量，不仅在于军事更在于政治，不仅在于力量更在于意志，不仅在于两国更在于全球，不仅在于战术更在于战略。所以，我们看到，侵华日军几乎赢了在中国战场上的每一场重大战役，但依然不能改变输掉战争的悲惨结局。

九一八事变后，手握数百万雄兵的蒋介石想的不是如何抗击日寇收复失地，反而用“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为自己的无能和怯懦开脱。

瓦窑堡会议上，手下军队只有不到8000人的毛泽东，却能发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能力”的豪迈宣言。

能不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救亡图存、保家卫国，关键还是文化。

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复兴中华文化的呢？

首先，毛泽东正本清源，把舍本逐末偏重文学艺术这一文明的形式而轻视生产战斗这一文明的实质再次矫正过来。

自北宋始，“重文轻武”、“尚空谈而不务实”成为一种文化导向。空谈议论仁义道德成为获取名利的捷径，科学技术和武器战法被当作“奇技淫巧”和“粗鄙武夫”而被边缘化。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中国人再聪明、再富有也很难引领科技革命，无怪乎中央王朝屡屡被文明程度远远落后的游牧民族打败。

粗鄙无文的游牧民族都对付不了，拿什么与船坚炮利又文化自成体系的西方列强抗衡？

毛泽东彻底批判了这一文化痼疾。他说：什么是知识？难道读了几本书，就可以算有知识吗？真正的知识，必须要能够服务与对主观世界或客观世界的改造，必须要能够服务于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读书人要有真正的知识，唯一的方法就是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变为实际工作者。在实践中获取经验，总结提炼理论，而后继续指导实践。

知识分子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与劳动人民相结合，是消除理论与实践，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脱节的最佳途径。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为两事。”知道知行合一很简单，身体力行就尤其困难，带领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去实践知行合一，只有天纵英才的盖世伟人才能做得到。

其次，毛泽东彻底改变了“一盘散沙”的旧中国。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衰落，就在于社会缺乏政治组织能力。国家和人民之间几乎没有关系，对于普通民众，谁来统治都依然是亘古不变的“交税纳粮”。如此，无论是外敌入侵，还是天灾内乱，中央政权都很难凝聚足够的力量应对。

“一盘散沙”的根源，从意识形态而言，是因为主流价值观念是立足于血缘关系之上的伦理思想，中国人只有家庭、家族观念，而没有国家思想和政治思想；从经济基础上说，是因为中国社会形成了以官僚资产阶级和土豪劣绅阶级为代表的强大利益集团。崇尚空谈的士大夫阶层对于富国强兵不会干事、不愿干事、不能干事，但对于争权夺利、中饱私囊却是很会来事、积极做事、天天想事。土豪劣绅阶级，已由乡绅阶层这一基层社会的组织力量，黑社会化为榨取和破坏基层政治经济组织的毁坏性力量。一旦官僚资产阶级和土豪劣绅阶级勾结在一起，就会形成扼杀一切改革与进步的强大反动势力。若不能从政治结构的根本上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国家和皇权便对他们彻底无可奈何了。

对于这一死结，很多政治家都进行了改革尝试。然而，自上而下的改革，王安石、张居正、雍正皇帝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只有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的底层找到了最雄厚的力量，成功地扭转了中国不断衰落的颓势。他的设想是，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暴风骤雨般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建立中国现代土地集体所有制，推动土地的社会化生产，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

提出一个科学的设想不容易，要付诸实现则更难。如何把认为自己和国家几乎没有关系“一盘散沙”的民众组织起来？不仅要建立一个与过去所有政治势力完全不同的先锋队，要开拓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发展道路，还要创造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

这个价值取向，叫“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设身处地的关系人民的疾苦。要积极认真地去解决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菜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等一切实际生活问题。经济政策要为人民利益而设计，文艺作品要为人民利益而创作，军事斗争要为人民利益而开展，总之，毛泽东带领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他领导的政府叫人民政府，统帅的军队叫人民子弟兵。

【“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作帝国主义，一座叫作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定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当一个农民士兵高举炸药包呐喊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时，当一个不到15岁的农家女面对铡刀慷慨陈词“怕死不当共产党”时，毛泽东率领的共产党人的奋斗感动了上帝。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喊出的“人民万岁”，是毛泽东为之奋斗终生的“人民当家作主”。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一番着名的对话：

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了他这番话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每个人都起来负责，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每个人都是民族复兴前行的动力。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人民万岁。唯有人民，才能万岁；唯有将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的伟人，才会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1970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都是形式主义，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

毛泽东无愧于一名伟大的人民导师，他不仅创造了中华民族赖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文化，还耗尽生命最后一丝火焰，把这份文化在神州大地上播撒。

“他深爱的人民都是好学生吗？”我仿佛听见历史老人庄严而深沉的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