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亭友：如何解读苏联亡党亡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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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共中央党校左凤荣教授撰文[1](以下简称“左文”)，对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制作的《居安思危》党内系列教育参考片《苏联亡党亡国 20 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以下简称“本片”)提出批评，声称此片“作为党员教育片只能起误导改革的作用”，还指责本片存在“材料和结论存在许多片面性”、“撰稿者的文风有问题，有许多与事实不符之处”、“否认苏联的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把苏联剧变原因归为少数人的错误”等诸多问题。本片课题组认为，学术争辩应当欢迎，因为任何作品都不可能做到至善尽美，总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总还有需要加以改进的方面。因此真诚欢迎包括“左文”在内的学界批评。但遗憾的是，课题组在认真审读“左文”后，发现除有一处引文出处有误需订正外①，其他批评和指责均不能成立。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说明。

关于本片的基本立场及“左文”同我们的对立之处

“左文”一开头便给本片罗列了一大堆“毛病”，其中之一是认为本片“选择的俄罗斯人不具代表性”，给出的理由是缺少“当时进行改革的主角”、“戈尔巴乔夫重用的知识分子”、“俄罗斯现任领导人”。然而只要观看过本片的人不难看出，这些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本片的一大特色就是大量运用当时进行改革的主角(如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利加乔夫、雷日科夫等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重用的知识分子(如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经济学沙塔林、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叶利钦时代的经济学家盖达尔等)的视频采访资料和他们的着述进行拍摄和制作的。俄罗斯现任领导人普京也多次出现。采访对象既有左翼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也有右翼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本片还拍摄了不少俄罗斯普通民众对亲身经历的那场悲剧及其后果的诉说。他们是历史事变的体验者、受害者，有着切肤般的感受，因而更有发言权，也更具说服力。说本片“选择的人物没有代表性”这是诬构不实之词。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片中绝大多数人物采访是本片课题组费劲周折专程赴俄罗斯实地拍摄完成的。不少采访对象在当今俄罗斯政界、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也有不少是街头随机采访;有的采访对象年岁已高，这将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影像资料。

“左文”指责本片“片面”的主要原因，无非是片中没有出现“左文”作者想要出现的不少人物。因为在苏联时期发生的人和事太多也非常复杂，即便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也是如此。要想在一部仅有几个小时的专题片里把方方面面的人物都包容进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也无必要。通常的做法是选取各个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这就难免会挂一漏万。

其实“左文”较真的不是片子是否应该出现某个人，而是本片选择的人物所表达的观点不合“左文”作者的政治理论观点。也就是说，“左文”不同意本片所表达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包括对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评价。这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向广大观众表明本片制作总的指导思想，以及我们是站在什么立场、运用什么理论和方法解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

我们毫无保留地坦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本片总的指导思想，其中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关于苏联及其亡党亡国的原因教训等一系列重要论述。本片是站在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人类进步事业的立场上，坚持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剖析并深刻阐释了苏联亡党亡国这一20世纪人类遭遇的最重大的历史悲剧。

苏联剧变20多年过去了，关于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人们至今仍议论纷纷，莫衷一是。针对这一20世纪国际共运史上的最大悲剧的多元解读，问题的关键不是要在苏联剧变问题上形成统一的认识，而是要求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和得出结论。本片的解说工作就是试图按照这个目的和要求去做的。这里试举几例说明。

1.“左文”不满本片解说词关于戈尔巴乔夫旨在全盘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所谓“公开性”实质的分析，公开指责并质疑片中人物对“公开性”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从而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打开苏联亡党亡国的突破口的评论，要求读者阅读由它推荐的几本书，认为这些书“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情况”，认为根据这些书的观点“肯定得不出与该片撰稿者一样的结论”。

那么“左文”推荐的是些什么书呢?这些书的作者又是些什么人呢?这里仅举一例便能说明问题。比如“左文”所列的《别无选择——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未来》一书，该书主编是本片提到的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此人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是所谓民主派的头面人物，是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始作俑者之一，他公开宣称“整个苏联的历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写成的”[2]。如果站在阿法纳西耶夫的立场上去看待苏联苏共的历史，当然得不出与本片撰稿者一样的结论了。当然，我们丝毫也不反对读者去看这些书。相反，我们希望大家去读读，以了解这些所谓思想家理论家们，是如何片面解读、全盘否定苏共苏联的历史，以及列宁、斯大林这些苏共的领袖的。

其实，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一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拿苏联问题说事。他们对直接否定毛泽东、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所顾忌，于是便借否定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甚至借否定列宁及其领导的十月革命，来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革命，借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甚至否定列宁主义，割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本质上的联系，甚至以苏联剧变证明了列宁主义的破产为由要求取消列宁主义在我们党的根本指导地位。我们主张全面地科学分析苏联和苏共的历史，然而，因“左文”也涉及对斯大林模式的批评，所以我们不赞成“左文”支持否定苏共苏联的虚无主义的历史观。

2.“左文”不赞成原苏共领导人利加乔夫关于修改宪法第六条的评论。在本片第一集中，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认为修改宪法第六条，“这是个大错误，这是毁灭性的开始。修改宪法第六条就是否定、取消党的领导”。我们认为，利加乔夫作为前苏共高层领导人和苏联解体的亲历者，对戈尔巴乔夫领导修改的宪法第六条的评论是完全正确的，也符合历史事实。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社会主义国家在宪法中确立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共产党执政的法理根基。如果这个根基没有了，共产党执政就会失去合法性，就要势必要推行资产阶级的多党制。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违背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而且在实践中在资强社弱、世界资本主义完成对社会主义国家战略包围的国际形势下是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将为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打开合法通道。苏联剧变的过程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正是利用戈尔巴乔夫让苏共主动让权之机，组建各类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组织，公开而合法地向苏共展开夺权活动，瓦解苏联和苏共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致使苏共的执政地位名存实亡而失去战斗力，最终在内外势力的夹攻和逼迫下亡党亡国。

面对戈尔巴乔夫通过修宪取消苏共的执政地位，进而在苏联推行多党制如此重大的反动政治事件，“左文”不但违背历史事实说“这种修改并非毁灭的开始”，而且还别出心裁以为“只是承认了苏联已经形成的现实而已”。殊不知苏共长期坚持一党执政，只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推行所谓政治“多元化”，导致社会上大量出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非正式组织”，他们打着多党民主的旗号要求苏共下台，对此戈尔巴乔夫节节退让，最终在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上决定实质是取消苏共领导的修改宪法第六条。

3. “左文”完全不顾本片披露的鲜为人知的事实为戈尔巴乔夫辩护。比如本片提到1991年11月18日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提及西方是如何扶植戈尔巴乔夫、如何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的演讲。这是本片摄制组在赴俄采访期间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特别提供的。为了核实这个材料，中国社科院张树华、王文娥同志通过对俄文、英文文献的检索，以及向有关机构的严肃艰苦的查证，得出如下结论：“可以判定：撒切尔夫人曾于1991年11月18日访问过美国休斯敦，并在美国石油学会组织的会议上发表过演讲。到目前为止，演讲的内容是由俄罗斯媒体和俄罗斯相关人士披露或转引的。而英国撒切尔基金会不能提供(或不愿拿出)此次演讲的具体内容，英国独立电视新闻公司、美国石油学会也保持了沉默。我们认为，在撒切尔基金会没有拿出可信的证据反驳俄罗斯媒体的相关报道之前，可以使用俄方的材料。”[3]

而“左文”不对有关出处做详细的考证和调查，仅以“1991年11月撒切尔夫人的全部讲演http://www.margaret thatcher.org/speeches/browse.asp?pg =376 可以查到，但其中没有在休斯敦的讲演”为由，就轻易否定撒切尔夫人在休斯顿演讲的真实性，并由此断言“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总书记与西方无关”。这显然不是一个严谨学者应有的态度。撒切尔夫人明确说“通过我们的帮助，他(戈尔巴乔夫)能够掌握大权”。西方国家长期推行对苏和平演变，完全有可能、也完全有能力从外部对苏联高层确定最高领导人施加影响(提供帮助或干扰)。在无法对卢基扬诺夫提供的材料证伪的情况下，怎能否定撒切尔夫人的结论以及卢基扬诺夫的观点呢?

无独有偶。“左文”还仅以一位博士生的所谓查证(未列出任何有关查证的经过、结果等)便断言前苏共领导人雷日科夫透露的美国总统克林顿1995 年10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所说的一段话“很可能出自俄罗斯人之口或是俄罗斯人从西方媒体中转述过来，而并非是克林顿的原话”。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尤其是所运用的资料、信息等要可靠可信。研究者有权怀疑或否定任何资料或信息的真实性，但在做出否定的结论前必须拿出确定无疑的事实或根据。“左文”拿不出任何有效或有力的证据证明本片确定的事实或材料有问题，反而批评本片“撰稿者的文风有问题，有许多与事实不符之处”。

关于“大清洗”死亡人数与“第五纵队”问题

“左文”对片中俄罗斯学者茹科夫认为斯大林时期“大清洗”人数总共87万多人提出质疑，批评茹科夫提供的“这个数字是极不真实的”。还为此引用了俄罗斯的某个材料作为佐证，该材料说“大清洗”被处死的人有名有姓的就有134万，而实际死亡的是这一数字的10倍。

围绕斯大林肃反问题，在俄罗斯乃至世界范围都有争议，特别是关于肃反期间被处死的人数有各种说法：有说1000万、1500万的，有说2000万、2500万的，甚至还有说4500万、5000万的。1988年俄哲学副博士阿•恰利科娃认为1937—1950年仅在苏联集中营死亡的人数有1200万。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则认为，按照保守的估计，斯大林在世期间造成的死亡人数不少于2000万人，可能甚至超过2500万。[4]“左文”选择的那个说法，人数还不算多的。面对这些不同的版本，我们该相信谁呢?恐怕需要先听听苏联官方的说法。在斯大林在世时，苏联的有关机构就开始调查“大清洗”的后果及被镇压的人员情况。斯大林去世后，有关的调查则更多。即便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当局也没有放过这个问题。

应当承认，相对学者或非官方机构的调查数据，官方公布的结果要更可信，也更有权威(除非出于某种目的刻意隐瞒)。因为对像斯大林肃反这类问题的调查，因事态复杂涉及面广，需要调查很多的人和事，需要查证大量档案资料，需要多个机构的配合参与，需要动员大量人力物力。面对这类耗时费力的浩大工程，如果不由国家相关机构出面组织调查，仅凭个人或民间的力量很难完成。而且调查还涉及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反斯大林反社会主义的人会恶意扩大事实和有关数据。这也是大肃反死亡数字被一些人无限拔高的重要原因。私人或民间机构很难保证在价值取向和结果上的客观公正。

那么，苏联官方关于“大清洗”的调查结果是怎样的呢?这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吴恩远研究员的考证，列举几个权威数字：

1.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在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肃反人数的统计报告中指出：1921-1954年2月以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人数有3777380人，1921年—1941年1月以反革命罪被处死刑的有642980人。

2.1956年2月9日，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成立的调查有关“大清洗”事项的委员会(由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阿里斯托夫负责)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1935—1940年，因反苏维埃活动被逮捕的人共1920635人，其中被判死刑的有688503人。

3.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1930—1950年被法律及非法律机构判处反革命罪的人数总共3778324人，在1930—1950年代初被判死刑的“政治犯”是786098人。

4.1992年8月3日，俄罗斯联邦安全部为落实俄罗斯政府“为因政治罪而被镇压的人恢复名誉”的法令举行专门会议。俄联邦安全部负责人阿纳托利·克拉尤什金公布了整个苏联时期，即1917—1990年“由于犯国事罪以及根据刑法典犯类似罪”的总人数共385390人，同期被以“政治犯”处以死刑的人为827995人。[5]

上述调查都是在斯大林去世后进行的，有两次是在赫鲁晓夫时期，有一次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还有一次是在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执政的俄罗斯时期。我们知道，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是反斯大林的代表人物，在他们当政期间的有关机构是不会有意缩小“大清洗”的后果的(当然，受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不排除有夸大的可能)。也就是说，这些调查为我们了解“大清洗”关押和致死人数给出了最大的参考值。

由于统计时间上有长有短，不同时期对政治犯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因此，受诸如此类因素影响，上述统计结果并不完全一致。综合起来看，在整个斯大林时期，被官方确认的因反革命罪被判死刑或以政治犯被处死的人数约78万人。当然，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被判死刑的有据可查的人数，还不包括因“大清洗”被关押致死或因“大清洗”被流放、驱逐出境致死的人员。

如果按照“左文”提出的“大清洗”死亡人数应包括这些牵连致死的人，那么这个数字该是多少呢?对此问题，苏联官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统计结果(可能是因为各种因素无法进行精确的统计)，因此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也没有一个被公认是权威的参考数据。有的只是各种推测和估算。这就为别有用心的人夸大甚至捏造此类数据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关于因“大清洗”被关押致死或因此被流放、驱逐出境致死的人员的确切数字，虽然我们也无法给出权威的准确答案，但我们可以在此列举几个有关的数据，作为判断这一问题以及鉴别各类说法对错的重要参考。据统计，1937-1950年被关押在劳改营的人数总共有8803178人(其中政治犯约340—370万人)[6]，而在整个1930-1950年代因政治犯罪被判刑的总人数在380万左右。1937年被关押在监狱、劳改营、集中营死亡的犯人是2.54万人，1938年9.05万人，1939年5.05万人，1940年4.67万人。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由于饥饿和寒冷，1941—1943年共死亡51.6万人。据统计，1934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死于集中营的犯人总数为96.21万人。[7]至于流放的情况，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舍宁的报告指出，1921—1954年间被流放或驱逐出境的人数总共是765180人。

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给出因“大清洗”被关押致死或因流放、驱逐出境致死的人数的上限，即整个斯大林时期被关押的政治犯(380万)和被流放和驱逐出境的人(76万)总数不超过460万，死亡人数不会超出数字。目前尚未见到关押、流放或驱逐出境的人全部死亡大部分死亡的记载。如果按照1934-1937年关押犯人的死亡概率推算(总人数约880万，死亡的犯人约96万，死亡概率约1/10)的话，关押致死的政治犯约40万。这样累计起来不超出120万。至于流放和驱逐出境期间死亡了多少人，无参考依据。应该不会高于被关押人员的死亡概率。

根据上述考证和推论，回到前文的问题，应该说俄学者茹科夫认为整个苏联时期被镇压的人有名有姓的共87万多人，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这里应该包括了被关押致死或被流放、驱逐出境致死的人。当然，这个数据是否完全准确还有待考证和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左文”说这个数字“极不真实”是没有丝毫道理的。

至于“左文”采信的“大清洗”造成死亡有名有姓的就有134万人，有违基本的事实。根据前文的推论，被法院判处死刑的政治犯加上关押期间死亡的政治犯不会超出120万。还有约15万人的缺口只能来自流放和驱逐出境期间。这就意味着76万人当中约五分之一的人死在流放或驱逐出境途中。但目前尚未见到这等惨烈的迁移场景的记载。

在“大清洗”的历史作用问题上，如同其死亡人数，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在苏联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范围内存有争议。存在两种主要截然对立的意见：一种是全盘否定“大清洗”的必要性和历史作用，认为“大清洗”带给苏联的只有灾祸，无丝毫的历史功绩可言。另一种意见认为，斯大林当时发动肃反运动是必要的，因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党内国内形势异常严峻，不仅存在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存在阴谋破坏和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反革命分子。与此同时肃反也达到了最初的目的，也起到了应起的作用。尽管如此，还应看到：“斯大林在肃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8]这是我们党在1956年对斯大林肃反工作的评价。我们认为，这一结论虽然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做出的，但总体上是客观公正的，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联共(布)决定发动“大清洗”运动，目的是肃清隐藏在党内及国家内部的反革命分子。那么，这场波及全党全社会的肃反运动有没有达到最初目的呢?对此，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然斯大林也承认肃反犯有扩大化甚至严重扩大化的问题。然而赫鲁晓夫当政后开始否定肃反的历史作用甚至必要性。到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戈尔巴乔夫时期，更是完全否定肃反的必要性及其历史功绩。有不少俄罗斯学者包括前苏联领导人对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时期重评“大清洗”运动的结论颇为不满。他们总体上肯定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联共(布)中央在肃反问题上的成就，当然他们也不回避其间所犯的错误。本片提及的茹科夫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充分肯定大肃反“对‘第五纵队’的无情打击，则对于确保卫国战争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左文”声称不知道茹科夫所说的“第五纵队”指的是谁，意即肃反期间并不存在这股反叛势力。并以后来一部分“苏联的精英”被平反，否定当时苏联存在“第五纵队”。给人的印象是肃反全反错了，肃反镇压的全都是“苏联的精英”。如当时被镇压的苏军5名元帅中的3名、16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名、199名师长中的136人等。并由此得出“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与军队的‘大清洗’直接相关”的结论。尽管苏联在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时期，多次对所谓的肃反受害者们进行平反，但在历次平反中依然有一部分人没被平反。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表明肃反期间确有“第五纵队”的存在。

《俄罗斯共产主义悲剧》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季诺维也夫，是苏联时期着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本人就承认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是暗杀斯大林小组的一名成员。不仅如此，他还充分肯定肃反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他说：“应该重新评价30年代斯大林的镇压活动。当然，其中有很多过火的行为”，但“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往往伴随着同各种势力的斗争”，斯大林的镇压“消除了实际存在的和潜藏的变节者”[9]。

俄罗斯的一些学者不仅肯定“第五纵队”的存在，而且还根据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档案和自己掌握的确凿的第一手资料，开始试图还原一些在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时期被颠倒了的历史真相。“左文”提到肃反处决了3位元帅，其中就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图哈切夫斯基是苏联最早的五位元帅之一，俄国旧贵族出身，“大清洗”中以间谍罪被判处死刑，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被宣布平反。然而，曾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的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卡尔波夫，根据苏联的解密档案和自己掌握的案件材料，对“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作出了同赫鲁晓夫完全不同的结论。卡尔波夫认为，当时的苏联肃反机关并没有冤枉这位曾立下战功的苏联元帅。

首先，卡尔波夫对图哈切夫斯基被捕是因为德国间谍部门向斯大林提供了陷害这位元帅的假情报深表怀疑。因为时间对不上。据出主意捏造图哈切夫斯基黑材料的当事人之一、希特勒政治情报部门的头头瓦尔特·舍伦贝格回忆：希特勒和海德里希递交材料的时间是1937年5月中旬。而图哈切夫斯基在5月初就立了案，5月22日被捕。[10]其次，逮捕这位元帅斯大林事前是知道的，而且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做的，即由政治局做出决定，经总检察长批准。第三，图哈切夫斯基在被捕后的第三天即5月25日就供认不讳，承认存在“反苏的托洛茨基军事阴谋，我是这个阴谋的领导人”。[11]第四，整个审讯的过程没有任何刑讯逼供，只有平静的对话。斯大林等人并没有陷害图哈切夫斯基的意图。也就是说，这不是一起因刑讯逼供而编造出来的“冤案”。

行文至此，我们想说明的一点是，我们无意也不会因为卡尔波夫对图哈切夫斯基案有疑问，就否定苏联时期的所有平反工作，认为一切都有问题。与此相反，我们认为肃反确有存在过火的问题，确有被冤枉的同志和好人。平反工作是必要的。那些被冤枉的同志和好人，只要事实确凿，依据充分，应该还给他们清白。我们想要表达的观点是，一是肃反时期“第五纵队”是客观存在的。不仅肃反时期有，在斯大林逝世之后的苏联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大量存在。二是，对于俄罗斯的一些学者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根据确凿的事实和材料，对一些平反工作因为某种需要而不能给出客观的结论，因而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或看法，我们要给予充分的尊重。

关于是否当称戈尔巴乔夫为叛徒的问题

有不少苏联前政要和俄罗斯学者认为，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主要原因或者说决定性因素，就是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为首的鼓吹苏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伙同苏联知识界的西化学者、主张私有化的经济精英以及社会上受这股势力蛊惑的自由化分子，在西方帝国主义的配合下，内外勾结，沆瀣一气，瓦解了苏共和苏联，致使苏联人民奋斗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成果被彻底断送。这股把苏联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可以说，苏联亡党亡国是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背离广大苏联人民愿望和根本利益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他们是酿成这一世纪大悲剧的罪魁祸首，他们是潜藏在苏联党和国家内部充当帝国主义帮凶和代理人的“第五纵队”，是苏联社会主义事业乃至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可耻叛徒。

本片提到的前苏共领导人雷日科夫以及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茹科夫等人就是持这种观点。应该说这些看法符合历史事实，也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必然得出的结论。然而“左文”作者不仅处处为他们说好话，而且设法为他们的错误和造成的危害辩护。

“左文”为给戈尔巴乔夫辩解，甚至不惜搬出老祖宗的话。说恩格斯反对领袖“出卖”论，说根据恩格斯的论述“不能把苏联解体归咎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叛徒’”身上，说称呼戈尔巴乔夫为叛徒“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说“用叛徒、代理人来解散苏联的剧变是可笑的”。事实说明，“左文”所引的恩格斯的话不但不能支持“左文”的观点，反而说明“左文”作者在严重曲解恩格斯的原意。

恩格斯在“左文”提及的那段论述中告诫：既不要“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而主要从导致革命发生的客观方面即阻碍社会要求得到满足的“腐朽的制度”寻找革命发生的必然性;研究革命失败的原因时“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不能说革命的失败是“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的结果，而应该主要从革命的客观条件方面寻找原因。

应该说，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观问题上彻底贯彻唯物主义原则的生动体现。强调从革命的客观条件、从革命形势是否具备方面分析和总结革命失败的原因教训，而不能仅从革命发动者的主观意图或个别人员的背叛行径方面寻找原因。这一做法过分突出领袖个人在革命失败时的消极作用，如同革命成功时过分突出领袖个人的积极作用一样，都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英雄史观的体现。而“左文”把恩格斯的话曲解成革命失败时不能追究领袖个人的责任，不能归咎于领袖的“出卖”。

“左文”的意思是想说恩格斯反对追究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事实是这样的吗?事实是，恩格斯时刻警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脱离、背离乃至背叛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行径，对这些机会主义者给予十分严厉的批判，揭露他们反革命的本质及其错误思想造成的危害。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在19世纪70年代末，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就出现以伯恩施坦为首的右派小集团即“苏黎世三人团”。这伙人在德国党面临非常困难的时期，大肆鼓吹右倾投降主义论调，他们鼓吹德国党放弃革命纲领，放弃阶级斗争和革命道路，以换取统治者取消反社会党人法。1879年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联名写给德国党领导人的通告信中彻底批判了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毫不客气地指出在这些人“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12]，因而从本质上说，尽管他们入了党，但实际上只是工人党中的“冒牌货”。因此，他们提醒德国党必须同这些冒牌社会主义者进行斗争，特别要防止他们篡夺党的领导权。

“左文”反感给戈尔巴乔夫等人戴上叛徒这顶帽子，甚至不惜制造恩格斯反对领袖“出卖”论这类的谎言，无非是要宣扬“叛徒无罪论”，是要为戈尔巴乔夫等人开脱罪责。尤其可笑的是，“左文”还用现今俄罗斯领导人没有追究这些叛徒责任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殊不知，现今的俄罗斯已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历史上看这首先要归功于戈尔巴乔夫。怎么能可能指望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代言人，去追究社会主义事业的反叛者的责任呢?

关于苏联亡党亡国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本片认为苏联亡党亡国的主要原因是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事业的结果。而“左文”不同意这一看法，处处为戈尔巴乔夫之流辩护，还想当然地给本片扣上“主要目的是维护斯大林体制”、“否认苏联的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为斯大林体制辩护”等帽子。

既然说到斯大林体制，我们认为，斯大林体制有问题，但不是苏联剧变的主要问题;斯大林体制与苏联亡党亡国有一定联系，但两者不是必然的联系。所谓斯大林体制，一般是指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有关苏联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孤立的斯大林体制是不存在的，一般是与斯大林模式联系在一起。所谓斯大林模式，是指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的比较系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以及在此过程中确立并完善的具体体制与制度，因其基本框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所以又被称为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既包含了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其本质性的内涵;又包括服务于社会的基本制度、作为其实现途径的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主要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以及思想文化管理体制。

我们认为，斯大林模式与苏联剧变有一定联系，是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从本质上说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苏联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段。正因为它坚持而不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而不抛弃科学社会主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根本趋势，因而总体上符合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苏联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上看斯大林模式是功大于过的。这也是至今俄罗斯有不少民众仍肯定斯大林及他所领导的苏共和那个时期的苏联的主要原因。因此，不能把曾发挥巨大历史作用、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巨大历史功绩的斯大林模式与后来的苏联剧变必然地联系在一起。

在看到斯大林模式的巨大历史功绩、看到它与苏联剧变不存在必然联系的同时，也必须承认斯大林模式不是完美无缺的，也存有这样那样的弊端，而且对苏联后来的演变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作为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斯大林模式，即使在发挥巨大作用的时候，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孤立地看，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但斯大林模式的问题主要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是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没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及时的调整与更新，没有通过正确的改革解除僵化的经济政治等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因而使得斯大林模式越来越成为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说明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然而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没有正确认识问题的症结胡乱进行改革，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思想僵化、惧怕改革，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则走上另一个极端，推行完全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所谓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结果导致亡党亡国。

在研究斯大林模式与苏联剧变的关系时，需要分清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制度与从属于社会制度的具体体制与机制这两个层次的概念。我们认为斯大林模式有问题并不是指苏联的社会制度有问题。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确立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根本体现，确保了苏联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斯大林以及他所领导的那个时期的苏共的伟大历史功绩，决不能否定。我们认为斯大林模式的问题主要是指具体体制机制上的问题。当然也不能笼统说都有问题。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具体体制与机制，有的是正确的，有的则是错误的;有的在苏联的具体国情下是正确的，搬到别的国家去则是错误的;更多的情况，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但要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必须进行改革。

现在有不少人拿邓小平说过的话，如“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模式。这是对邓小平思想的严重误解甚至曲解。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1月5日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讲的苏联模式，是指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这个重要论断不仅澄清了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认识，而且在思想方法上把苏联模式的问题同苏联模式本身区分开来，把苏联模式产生问题的原因(主要是高度集中的体制)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区分开来。也就是说，邓小平并不是在全盘否定斯大林或苏联模式，而主要否定斯大林去世后因没有采取正确的改革或不敢进行改革，而导致日益僵化的苏联经济政治体制。现在一些人不加分析地照搬邓小平的话，不对斯大林模式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一方面全盘否定斯大林模式、否定斯大林个人，另一方面，借否定斯大林模式彻底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苏联共产党。这就完全回到戈尔巴乔夫的立场上，他当总书记时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就是这么做的。

斯大林模式在苏联演变中的历史作用是指，斯大林模式在客观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已经提出改革要求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及时进行根本性改革，以至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经济效益增长缓慢，政治体制以及社会管理体制日趋僵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因而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被敌对势力利用，向苏共夺权，从而成为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绝不意味着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剧变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因为这条改革路线与苏联剧变存在必然联系。道理很简单，执政的共产党自己都不搞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政权还能存在下去呢?前东欧国家包括亚洲的蒙古因为紧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相继发生剧变，无一幸免，即是说明了这个道理。相反，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即使实践中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也不会发生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悲剧。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坚守住了社会主义阵地，而且在改革中取得程度不同的成就，即是说明了这个道理。

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实践中有没有问题，不在于苏联模式有没有弊端，而在于如何进行改革，朝什么方向改。哪些是改革的对象，哪些不是改革的对象。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错误体现在把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社会制度当作改革的对象，因而经济上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全面推行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政治上根本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推行西方的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和总统制，在意识形态领域搞所谓的“公开性”与指导思想“多元化”。这样的改革必然导致亡党亡国的命运。

“左文”说本片“主要目的是维护斯大林体制”、“为斯大林体制辩护”，这与本片宣传的基本观点、课题组的基本思想背道而驰。这里我们再次旗帜鲜明地指出，对斯大林模式要一分为二地看，既要看到其成就，也要看到其弊病，同时要分清主流、支流。我们认为斯大林模式是有缺点和弊病的，但相对其成就和历史功绩而言是次要的，是支流。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功绩和成就是第一位的、主要的，是主流。斯大林个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总体上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的是与非、功与过。决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及其领导建立的斯大林模式，决不能把肯定斯大林模式与为斯大林模式辩护混为一谈。

注释：①即“左文”在其文章 37 页提到的有关戈尔巴乔夫的话，应出自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 第 506 页，而非本片解说词注明的该书第575页。这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疏忽。对此，我们对“左文”作者表示感谢，也向广大读者致歉。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左文”作者在对资料来源的真伪未做彻底考证的情况下，就贸然给本片撰稿人扣上“不惜在引用别人的话时断章取义”的帽子，这也是不足取的态度。

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8期

参考文献：

[1] 左凤荣.片面解读苏联教训的又一“力作”——评《苏联亡党亡国 20 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探索与争鸣.2013(1) .

[2] 转引自马岩：《意识形态与苏联解体》，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3期，第7页。

[3] 张树华、王文娥：《对撒切尔夫人1991年在美国休斯敦演讲的查证》，《红旗文稿》2010年第23期，第36页。

[4] 兹•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5] 参见吴恩远：《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108页。

[6] 参见吴恩远：《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108页。

[7] 参见吴恩远：《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112页。

[8]《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9]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181页。

[10] [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11] [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114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