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评张维迎“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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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本文是在张维迎教授的原文基础上进行的评论，用括号和红体字表示。首先声明，该原文是从网上下载的，如果与张教授的原文有出入，那文中的相应的评论作废。 

（原文）

摘要：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当然，产业政策并不是一个新东西。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实行产业政策最早的国家，也是产业政策连续时间最长的国家，这个产业政策就是汉武帝开创的重农抑商。

呼吁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

1、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人类会犯好多错误，人类能够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具有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中国古话“吃一堑长一智”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在我看来，我们经常是只吃堑，不长智。计划经济在全球都失败了（何以见得是失败？难道说一个人死了，就可以说这个人失败了？），这是人类用生命代价换来的一个教训，但计划经济的精神仍然保留了下来，人们对产业政策的推崇就是一个例子。

实际上，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当然，产业政策并不是一个新东西。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实行产业政策最早的国家，也是产业政策连续时间最长的国家，这个产业政策就是汉武帝开创的重农抑商（商鞅才是最早开始大规模重农抑商的）。

重农抑商政策抑制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阻碍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商业不发达么？）。现在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为什么一定要搞去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美国等世界总多国家为什么对农业要进行扶持？他们也错了吗？），不再搞重农抑商（为什么？），但过去几十年里政府还是不断推出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同样阻碍着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回过头来看，产业政策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既然有成功的，那么就必然有其合理性。难道不是么？），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举例来说，2009年推行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政府对光伏产业的支持使得这个新兴产业很快陷入危机。但我们并没有认真地总结这些教训。（听说过“因噎废食”么？还是不懂何为“因噎废食”？）

时至今日，我们不少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甚至一些企业家，仍然在不断地呼吁政府制定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根据在哪里？统计世界上所有的产业政策的结果么？前文不是还说有“凤毛麟角”的成功么？）。产业政策为什么注定会失败？大概（大概的原因，也能够说成是“必然”的原因，也真是令人佩服！）归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难道企业家例外？！）；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我要特别强调，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扭曲更为根本。让我先谈一下认知能力的限制。

2、创新是不可预见的（难道创新都是盲目瞎搞？）

拥护产业政策的人一般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事先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恐怕是自己这么认为吧？在下愚昧，只知是“计划”做某个事情，而不知可“计划”精确结果的。）。但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自己否定自己虚构的一种认识！）。新产业来自创新。纵观人类的产业发展史就会发现，创新和新产业都是不可预见的，我们现在讲到某一个时期某一个产业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全部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总结。

30年前没人预料到今天的新兴产业，甚至20年前也没人预料到（你怎么知道没有人预料到？！）；同样，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预见20年、30年之后哪些产业、哪些技术是最为重要的（那“战略规划”岂不是纯粹多余？！）。 为什么新技术和新产业难以预见？因为创新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的过程充满一系列的不确定性（我们虽然不能预测张维迎教授活到哪一天哪一分钟哪一秒钟、会以什么样一个状态死去，但是你一定会死，却是完全可以预料的，而且必须要提前准备好后事，否则临了了，措手不急一团糟。如果我们不知道是否能搞出原子弹、能搞出什么样的原子弹，难道就不搞了？），这与科学上的发现很类似。不确定性与我们通常讲的风险不同，风险可以用统计规律来找出它的概率分布，不确定性没有任何统计规律可寻。（因为不确定，所以就不应该做计划了，就不应该提前安排了？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都不会这么想、更不会这么做的。既然如此，为啥又可以让企业家去做呢？难道他们是神仙？！）

创新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没有办法计算其成功或失败的概率。并且，一个创新是否能成功，常常取决于后续的其他创新是否出现，因而面临的是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而不是一个单独的不确定性。创新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没有办法预见求索的结果，然后制定一个目标，再按这个目标寻找一个路径（政府为什么就不能这么做呢？）。

我们其实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真的吗？人的行为都是在漫无目的地如无头苍蝇一样乱撞？我相信，张大教授在发此宏论时，目标就非常明确在哪里。），也不知道路径在哪里，我们只能在不断的试错当中行进。 让我举几个例子。在人类过去200多年的历史中出现的具有重要影响的技术，像蒸汽机、火车、汽车、飞机、电力、无线电、计算机、激光、互联网等等，都是没有预料到的（瓦特发明蒸汽机时，不知道要到达什么目的？！）。蒸汽机在它最初出现的时候，就是用于煤矿井下抽水，没多少人认为它有多么广阔的用途，所以瓦特改进蒸汽机时找不到钱，只有一个叫罗巴克的英国企业家资助他，结果把罗巴克搞破产了（这难道不是市场失灵、企业家无知和低效率的绝好证据么？）。

后来博尔顿接手了罗巴克与瓦特的合同，但失败和巨额的资金需求还是给博尔顿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候，能够使得蒸汽机后来大有用武之地的很多技术都没有出现，比如火车不存在，轮船也不存在，而火车和轮船的出现又依赖于一系列其他的发明创造，包括钢铁质量的改进，机械设备等等。

计算机是IBM公司1945年发明的，当时没认为它有多大商业价值，所以迟迟没有投入市场，因为当时计算机必须用真空管，不仅成本高，而且速度低。计算机真正成为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是由于十几年后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出现，而这一重大发明在1945年是不可能预料到的（往前推1万年，更没有人能预料今天的事情了。但是，“计划”却从来没有缺席过！因为只有那些精神病人、无所事事的人以及蠢才，才会毫无计划地盲目行事的）。 再看看激光的例子。

今天激光技术可以说无处不在，我们开会进门的时候身份验证要激光扫码，我这里演讲要用激光投影，我们听的音乐是激光唱片，图书出版要激光排版，去医院检查身体要激光，不少手术也变成了激光手术，等等。事实上，最重要的是，所有现在的信息通信都是基于激光技术才能实现的。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贝尔实验室发明激光技术之后，一开始甚至不准备申请专利，因为“激光技术对通信来讲没有多大意义”。

为什么以后变得有意义了？因为出现了纤维光学技术，只有纤维光学技术和激光结合起来了，才彻底改变了通信信息传输方式，后来才不仅能够传输语音，而且传输数据，现在传输音像。激光技术的巨大价值依赖于一系列应用技术的发明，在后来这些技术出现之前，人们很难认识到激光技术的价值。

我特别想举两个企业的例子。一个是思科公司。思科公司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一对夫妇创办的，需要投资的时候他们去找风投，找了72家风投没有一家愿意给钱（企业家精神不是很牛´的吗？为什么那么多家都不愿意给钱？），因为都不看好它，只是到了第73家才拿到一笔钱。风险投资家是些非常聪明的人，削尖脑袋找有利可图的项目，但也经常眼浊（这充分说明，“企业家精神”也不是那么可靠的！看来，张教授还是了解一点现实的。那为什么政府制定产业政策计划，出现“眼拙”的时候就不可原谅呢？）！

另外一个例子是腾讯的马化腾。我曾遇到过一个风险投资家，他曾在饭桌上对我说，现在一想起马化腾就想扇自己两耳光，我问为什么，他说当初马化腾就想要50万美元，他愣没看上。马化腾找不着钱，好在最后碰到一个南非的风投给了钱，腾讯公司现在的最大股东不是马化腾，而是南非的那家投资公司。 我举这些例子，就是想说明一个道理：所有重要的创新，所有因创新而成功的新企业，更进一步是所有新产业的出现，都是不可预见的（马化腾要是对未来没有一个良好的预期，他根本不可能干的！难道不是吗？），因为创新过程充满一系列的不确定性。

新技术的价值最初是无法预料的，只有在一系列相关的应用技术出现之后，它才能显示出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对新产业、对创新做任何规划（又在胡扯了！马化腾在创业期间，能没有规划？！），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而不是通过所谓的产业政策将自己锁定在预定的路径上（为什么产业政策就一定是要将自己锁定在预定的路径上呢？张教授自己臆想的吧？比如我国在发展光伏产业的时候，也没有说不准企业家们不去充分发挥自己的“企业家精神”啊！）。这也正是我们需要企业家的原因（政府官员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企业家同样面临，为何偏偏企业家可以比政府官员做得更好呢？）。

也可以说，如果技术和创新是可以预料的，我们不需要企业家，我们只需要政府官员和科技干部（又在臆想了！）。我们需要企业家就因为创新是不可预料的（又在胡扯了！企业家的存在意义，是这？既然创新不可预料，企业家又能创什么新？瞎搞一通，就能搞出“新”来？究竟是你需要企业家，还是资本需要企业家？不要加“们”好吗？我是无产者。），所以需要企业家的警觉、想象力、判断力，需要企业家不断试错，市场竞争决定谁成功谁失败，成功的创新就被别人模仿，在市场上不断扩散，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也给你带来利润，失败了你就自然消亡（既然允许企业家失败，为啥不能允许产业政策失败呢？政府官员就必须是神？）。扼杀了企业家精神也就阻塞了创新之路（为何要扼杀企业家精神呢？什么时候国家实行产业政策，就是要扼杀企业家精神呢？还是在臆想！）。

3、产业政策是豪赌

产业政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把有限的资源（人力的、物质的）投在政府选定的优先目标上，这实际上是一种豪赌（难道企业家们在面临未来不确定的条件下进行的“创新”、“投资”就不是豪赌？不过是赌注大小不同罢了！），连盲人摸象也谈不上。不能想象政府官员对未来技术和产业的判断比企业家更敏锐，当然我知道一些政府官员确实很有企业家精神，但总体来讲政府官员要比企业家在创新方面更为迟钝（何以见得？如果企业家真的比政府官员敏锐，那让聘请企业家去做产业政策规划，如何？难道敏锐的企业家一旦在为国家做事时，人就变迟钝了？那请问，张大教授，你现在拿着政府发给的工资，是不是比之前蠢了？）。

当政府官员认识到某种技术的重要性的时候这种技术基本上已经过时了，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机厂家只搞组装，没有核心技术---彩色显象管，所以政府花数十亿美元进口了几十条彩色显象管生产线，结果显像管生产线还没装配好的时候，技术就过时了，因为我们进入了数字时代，显象管完全被淘汰了。（有人要犯蠢，难道所有人也是愚蠢的？）

能不能靠专家制定产业政策呢？也不行，因为专家可能有硬知识，但没有创新所必须的企业家的敏锐性和软知识。（不管你怎么说，反正企业家就是天下无敌的，哪怕企业搞垮了、多么“眼浊”，也是非常非常的敏锐和具有非常非常厉害的软知识的。什么逻辑！？）如果要依靠专家的话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多数专家认为正确的东西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像我刚才举的思科公司的例子，如果找73个人一块投票的话，72个人投反对票，只有一个人投赞成票，这个项目肯定得不到支持。所以说专家也是不可靠的（搞清楚了，那72个反对票可是敏锐性很强的、软知识很丰富的企业家！怎么又变成专家了？），更何况有些专家说某个技术重要，其实是为了多得到科研经费（何以见得，都是如此？看来，张教授张专家发表所谓的高论，也是为了钱的，但究竟是为了谁给的钱呢？是企业家给的钱吗？是中国的企业家，还是外国的企业家？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一个教授、学者，还要不要讲真理了？哈哈哈！张教授的狐狸尾巴在此一不小心漏出来了——为了钱，也是可以睁眼说瞎话的！）。

靠企业家制定产业政策又如何呢？我想也不成，因为有资格被邀请参与政策制定的企业家一定是已经成功的企业家，但过去的成功不代表未来的成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创新通常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创业者，而不是功成名就的商界领袖。不妨设想一下，1990年如果美国政府组织一个产业政策委员会，由比尔·盖茨任主席，互联网时代就不会这么快到来，因为比尔·盖茨当时根本不看好互联网，只看好PC。（这倒是仿佛有点道理）

同样，如果2000年左右中国组织一个企业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委员会，由CCTV投票选出来的十大年度经济人物来组成，并且由柳传志和张瑞敏联席担任联席主席，我想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可能不会像今天这么好，更可能的是计算机行业和家电行业的产能过剩（想象的，就是必然的事实吗？显然不是！臆想，似乎成了张教授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像我刚才讲的，好多创新就是名不见经传的人做出来的，成功之后我们好多判断就变得失误起来了（失败不是很正常的么？！）。这就是为什么一代一代新的企业家在替代老的企业家。这是认知方面的原因。

4、不搞砸绝不罢手（事实上，还可以搞好的）

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除了认知方面的原因，还有激励机制方面的问题。政府官员的激励和企业家很不一样，企业家试错，失败了损失是自己的，成功了收益也是自己的。但政府官员做事成功了没有与此对应的货币收益（还好，知道仅是货币收益。人活着难道仅仅是为了货币收益？难道张教授不知道钱学森钱三强的老一辈的科学家，为了中国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根本就没有得到多少货币收益么？现在随便一个戏子的货币财富也远比他们多得多。），失败了反倒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职业风险（尽管并不总是如此）。

所以政府官员考虑更多的是怎么回避个人责任（是这样的吗？做过大样本调查过么？张教授以前当院长，是不是也总是在回避个人责任呢？难道被免职是因为这？）。回避个人责任的一个办法就是听取专家的意见，这样任何政策出问题以后都可以说事先征求过专家的意见，官员自己当然就没有责任，至少情有可原。可以说，听取专家意见已成为政府官员推卸责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张教授又犯臆想症了！当然了，他在当院长的时候，可能确实是这样的。）

第二个办法就是忠实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中央号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或者“跟风”，别人（其他地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比如别人做动漫，我也做动漫，别人做太阳能，我也做太阳能。这样即使最后失败了，大家都失败了，又不是我一个人失败了，我个人当然也就没有责任。光伏产业的情况就是这样，中央决定发展光伏产业，全国都这么搞，我也这么搞，各地都这么搞，最后就搞成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一旦政府鼓励任何一个产业，这个产业一定会变得产能过剩，危机四伏。（政府没有鼓励的产业，不是同样过剩么？光伏产品，难道不是那些敏锐性强和软知识丰富的企业家们生产的么？难道是政府官员生产的？）

凡是政府扶持的产业，不把它做砸绝不会罢手。 当然，做砸了是不是罢手也不一定，因为政府官员还可以错上加错。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产业政策一定会出现错误：支持了不该支持的企业和产业。但政府官员一般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错误会暴露自己的无知；掩盖错误的一个办法是对失败的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

这就从无知走向无耻！比如说，上海交大一位教授曾拿了上亿的政府资金，搞了个所谓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一号”，后来被揭露他不过是把摩托罗拉芯片买过来磨掉人家的商标而已。我相信政府一开始只给几百万，最后发现错了以后不能暴露自己选错人了，所以不断加钱，他自己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不做出样子来好像交待不过去，就只好造假，最后搞成这样。（不知道什么叫做以偏概全？这就是！有一个教授犯了罪，是不是所有的教授都是罪犯或是潜在的罪犯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公安机关就要对张教授高度关注了。呵呵！）

政府部门也不会愿意资助那些一心想证明它们犯错的人，所以独立研究者不可能得到政府的资助，这进一步提高了政府部门掩盖错误能力。比如说，当初上3G通讯时要求中国移动公司使用TD-SCDMA标准显然是一个错误，花几千亿的代价，但现在分析它的案例都不可以写出来，有个邮电大学的教授写了也没有办法发表。

这样的情况在自由市场是不可能的。自由市场上，如果一个企业家犯错误，第一他没有积极性掩盖，因为越掩盖亏损越多；第二他也没有权力掩盖，因为有竞争对手存在，谁也没有办法阻止别人证明自己的错误。你搞一个技术，人家也搞一个技术，人家搞成功了就打垮你了。

产业政策还带来寻租行为和腐败。产业政策通过对不同产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创造出权力租金。有些企业家不具有创新能力，但是很具有寻租的本事，很热衷于跟政府官员勾结起来搞寻租活动。现在一些所谓的新技术公司账面有利润，一检查利润都来自政府的补贴。所以不难理解，大量从政府拿钱的企业根本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企业。（这是政府腐朽的问题，并不能说明产业政策不应该。）

5、企业家要争取的是普遍的权利，而不是特权

总结一下，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由上可知，前提与结论之间并不必然联系。真正的事实是，如无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勒紧裤带干革命，建立了一个完备的工业体系，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实践后，中国的工业多数覆灭了；若不是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中国能引得几十年的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条件？）。事实上（？）产业政策只能阻碍创新，而不可能激励创新（不知道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和高新技术近乎于零的历史条件下不断的进步？若不知，那还是请先读读书，把历史搞清楚了，再来论国是。难道真是无知者无畏？！朝鲜的原子弹和氢弹技术，难道是企业家们搞出来的？）。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的企业家，我想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为了创新，为了把我们国家变成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什么产业政策的扶植。（还是在臆想中）

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任何特殊的政策，真正的企业家不应该有这个奢望（富有精神的企业家，敏锐性强和软知识丰富，还用你张大教授教应该如何做吗？不知道市场竞争是弱肉强食？难道让一个孩子去豺狼自由竞争？）。任何特权都是对他人的歧视，会扭曲企业家精神。我要特别呼吁一下，企业家应该争取的是每个人的平等的权利，而不是给自己的特权。

但我很遗憾地发现，现在一些企业家向政府所争的是给自己的特权，而不是给所有企业家、所有个人平等的权利。（在此，企业家仿佛又变成了白痴！）我们应该记住哈耶克在几十年前提出的警告，他说：许多假装扞卫“自由企业”的人，实际上是一群扞卫他们自己特权的卫道士和要求政府采取有利于他们的行动的鼓吹者，而非一切特权的反对者。他认为，除非反对国家控制运动的领导人以身作则，随时准备用他们要求大众接受的竞争市场节律来约束自己，否则我们就无望回到一个较为自由的制度当中。（这套冠冕堂皇的言论，张大教授，还是先到让其“学成归来”的美国去宣扬吧，看看有人喜欢不？）

总评：逻辑思维如此混乱不堪、颠三倒四的人，居然成为了北大教授，也真是“奇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