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不只是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空虚——写在金庸走了之后
有位老师，她家祖上就是刘文彩的佃户（租种刘氏的土地，并向刘氏交纳沉重的地租）。我说：“你祖上深受刘大善人剥削压迫’。她却说：‘刘文彩是一个进步的大好人”。我问“怎么讲？”她说：“刘在安仁镇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修了一条马路”。我无语。这条马路，其实就是连接刘氏庄园与安仁镇的一条土路，以便于刘文彩的轿子通行。这就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被欺压了，反而更依赖于欺压者，甚至可能爱上欺压者，舆论导向到底要把人们的思想带到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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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走了。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
一位94岁高龄的老者走了，那就让逝者一路安静地走好吧。
但是，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
这不，这两天从早到晚，电视新闻媒体满满的都是金大侠的光辉业绩。
我没读过金大侠的武侠小说。
虽然我年轻时酷爱击技，也曾有过这方面的训练。但对飞檐走壁、上房揭瓦、腾云驾雾、隔空打人之类的神技，却从来都不以为然。所以，既体味不到金大侠的快意恩仇，更无福消受《笑傲江湖》的艺术魅力。
网上看见郭松民先生对金庸的评价：
【“杨子荣、少剑波、洪常青们黯然离场，聚光灯也就转向张三丰、郭靖、甚至葵花宝典”......“金庸先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空虚。”（参《金庸，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空虚》）】
眼见多年来充斥屏幕的牛鬼蛇神，我以为，这是一个比较精准的评价。
难道，金庸的意义仅仅是“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空虚”吗？
恐怕还不止这些。
微信群里有人转发了一条帖子：《金镛父亲被枪决的前前后后》。打开一看，该文转自《文史月刊》2012年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错杀了金镛的父亲查树勋》。
于是，围绕“错杀”，群里展开了如下对话：
【——“又一个刘文彩似的‘大善人’被塑造出来了”。
——“其父被镇压，内心有仇恨”。
——“邓说见金时表示道歉，金说不仇恨了。我不信。”
——“记得多年前，我陪程老师参观刘文彩地主庄园。一个20岁左右的解说员告诉我们：‘其实水牢不是关押欠租农民的地方，而是存放鸦片的地方’。我质疑：‘如此潮湿的水牢存放鸦片，就不怕霉烂？’年轻的解说员很生气：‘我们领导说是放鸦片的地方，那就一定是！’”
——“再过50年，这水牢一定会被打造成刘文彩禁止鸦片的地方”。
——“于是摇身一变，成为禁烟英雄！”
——“有人细心考证，刘文彩生前重视教育，和睦敦亲，有刘大善人美誉！”
——“历史，成了随时在过‘六一儿童节’的小姑娘”。
——“阶级斗争消亡了？放屁！”
——“鄙校有位老师告诉我，她家祖上就是刘文彩的佃户（租种刘氏的土地，并向刘氏交纳沉重的地租）。我说：‘你祖上深受刘大善人剥削压迫’。她却说：‘刘文彩是一个进步的大好人’。我问‘怎么讲？’她说：‘刘在安仁镇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修了一条马路’。我无语。”
——“这条马路，其实就是连接刘氏庄园与安仁镇的一条土路，以便于刘文彩的轿子通行。”
——“这就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被欺压了，反而更依赖于欺压者，甚至可能爱上欺压者”。
——“舆论导向到底要把人们的思想带到何处去？”】
所以，金庸的意义，不仅“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空虚”，还见证了舆论导向正在以及将要把人们的思想带到何处去。
（2018年10月31日）
【赵磊，察网专栏学者，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常务副总编，博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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