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借赵庆奎因伤回国疗养，把笔触伸到国内农村，从一些侧面展示了解放、土改、互助合作出现与抗美援朝给农民们带来的思想观念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活动和人们之间、包括亲人之间关系的新气象。农村青年们在抗洪保堤斗争中组织起以英雄名字命名的“魏强突击大队”，这激发了年轻人的干劲，也触动了某些“顽固落后”的老农民。村里呈现出的昂扬氛围，乃至自己妻子表现出的积极参加工作的精神面貌，使赵庆奎感到了“他的家乡已经有了这样的进步”。这反映出志愿军战士们抗美援朝奋斗牺牲的伟大价值和意义。

“民国范儿”是病态历史的折射。它回避南京大屠杀这一民国最重要的历史记忆，试图通过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等历史记忆的重新“发掘”、“考证”与颠覆，通过对“民族魂”鲁迅的八卦式“研究”与流言性书写，掩盖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消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内核，通过对“民国范儿”虚假的贵族身份的伪饰，为中国社会的重新封建化招魂。这种封建性与流言性的写作将“民族魂”鲁迅改写为“大先生”，与汉奸“二先生”并列，以此消解“民族魂”与“汉奸”根本不同的性格特点。

在这部小说描摹的田家庄“改革”后的图景上，有几抹希望的亮色：这亮色不仅在于田保根的朝气蓬勃，也不仅在于老队长郭云的“初心”不改，更在于田家庄相邻的红旗大队坚持“共同走富路、一块儿过富日子”的集体发展道路所取得的成就——虽然小说中没有正面描写红旗大队，只是借田保根到嫁在红旗大队的姐姐家走亲戚时所见所闻进行了简略的侧面介绍，但它显然是《艳阳天》中的东山坞村和《金光大道》中的芳草地村的必然发展结果，也是这部《苍生》中田家庄村的未来希望所在。

从历史珍贵文献里，我们可以看到《三湾改编》毛泽东主席打着绑腿、穿着草鞋、身穿乡亲给的旧棉袄的身影，可以听到他面对留下来的革命火种发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坚定不移的声音。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伟大抉择。历史给我们呈现一幅幅精心动魄的画面，这些画面，向今天的中国人民昭示一个伟大真理，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革命才有希望，才能胜利。战争年代如此，今天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我们同样如此。

最主要的、贯穿全书的是围绕如何恢复和发展孤鹰岭矿，党内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矛盾斗争：一方以唐黎岘、焦昆、先进工人苏福顺、林大柱和工程师张学政等为代表，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充分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努力挖掘潜力、创造条件，既快又好地恢复和扩大矿山的生产能力，以支援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另一方以生产副矿长邵仁展、总工程师严浩、公司基建处长邱振芳以及公司汪副经理为代表，把恢复生产建立在等待经济状况好转上，依赖进口外国设备甚至外国投资，迷信不符合实际的外国经验。

有些人已经不再把写小说中国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标准了，而是美国人西方人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能不能拿西方的大奖作为标准。仅仅这些还不够，有的作品，在思想倾向性已经有了严重问题，却同样听不见任何批评的声音。而这一切问题的核心，是放弃了文艺必须坚持正确的批评导向的方针原则，放弃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给我们提出文艺为工农兵的根本方向。没有批评，文艺就没有未来，没有争论，就没有对优劣的鉴别，没有批评，文艺就谈不上发展。这是古今文艺的一条基本规律。文艺方针是大是大非问题，这是不能离开批评的。对于那些触及我们价值观的核心的观念和现象，不仅批评，而且要坚决斗争。这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分野，关乎事业兴废和存亡。许多年来，我们很多人把正常的文艺批评弄的噤若寒蝉。于是，害怕批评，不愿批评，不敢批评已经成了文艺界一种普遍现象。也是制约文艺健康发展的关键。

邓小平在1978年4月22日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也指出：“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教育工作，我们的青年团、少先队的工作，发扬光大了过去的优良传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广大青少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英勇机智地同敌人、坏分子作斗争，树立了一代新风。学校风气的革命化促进了社会风气的革命化。这种风气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誉。”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非常关心教育事业。他每次谈到教育工作的时候，几乎都提到了要发扬光大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的好传统。

大量的事实说明，对民众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教育，必须从少儿时期抓起。“岳母刺字”的故事就发生在岳飞少儿时期。目前在我国，从幼儿园起就开始教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即使幼儿园的孩子对《国歌》歌词的内容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但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了“国家”和“爱国”，而这是爱国主义教育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如果单从歌词字面上的意思来看，《国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和“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等歌词，比起“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来说，要让幼儿园孩子理解的难度要大得多，但不能就因此而否定在幼儿园教唱《国歌》的做法。同样的道理，结合教唱儿歌《一分钱》，让孩子们了解历史和开始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也是十分必要的。

杨沫在西元1991年为《青春之歌》所写的《新版后记》末尾说道：“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这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诚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助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了解旧中国危殆的过去，向往新中国光明的未来。这也许又是老生常谈，但该常谈的总不免要常谈。”朴实的话语，彰显出高尚的情操。

毛泽东当年说，中国的革命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文学艺术的劳动就没有对象，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这段话，对我们的哲学同样适用。

小说的作者枫亚，真名龚德，他于西元1945年十六岁时在老家启东县参加新四军，任文工队员、连队文化教员，西元1946年担任团《战士生活》油印小报通讯员，西元1948年奉调师部《挺进报》当记者，是真正的战士作家。除了《北汉江两岸》以外，他还着有《向敌后出击》、《不可侵犯的人们》等战斗题材小说。西元1999年开始，他创作出版史诗性的长篇历史小说“扬子百年记”——《大脚雾》、《大脚风》、《大脚潮》、《大脚雷》四部，于西元2004年全部完成，由作家出版社成套出版。他于西元2016年6月逝世，享年八十七岁。

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是政治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而政治性首先体现为“两为”，“两为”是对文艺作品的内容的要求；“双百”是对文艺作品的形式的要求。我们既不能放任市场对文艺作品的优汰劣胜，也不能对政治性进行简单化、概念化的理解，而应该多拍一些类似《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等既有积极向上的社会意义又卖座的影片。至于作为境外敌对势力在我们国内的代理人的自由派公知对“两为”的攻击是由他们的本性决定的，除了有时候进行摆事实讲道理的必要反驳以外，可以对他们不屑一顾，就当那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的“啼不住”的“两岸猿声”好了。

史诗般的长篇小说《东方》中涌动的澎湃的诗情和流淌出的燃烧的文字，将成为一笔韵味深邃的文化财富，激励着我军广大指战员为实现强军目标而奋勇前进。

40年代中期，陕甘宁边区发起的劳模运动将“典型政治”的运作模式引入大生产运动，并进一步引发了文艺工作者书写劳动英雄的写作潮流。其中不同文类体裁与艺术门类的创作都表现出一种“泛报告文学”倾向，呈现出文体形式的交叉与文体边界的交融。艾青的长诗《吴满有》以其在不同的文艺体裁、形式传统及个人的创作脉络之间丰富的形式实验，既创生出一种有声音、有行动的农民主体，也内含着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体制以及文艺生产工具的试验性改造。对于政治实践而言，解放区文艺以形式实践的方式提供了一种反向的生产性与能动性。

我很“佩服”某些历史专家脑浆外溢式的思维：用文学创作可以虚构故事的手段，来讲述历史、评介历史。“闭关锁国”就是编造的历史故事之一。说清代闭关锁国，是为了给近代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披上合法外衣；说前三十年闭关锁国，除了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还有暗含否定四十年改革开放的险恶用心，因为，中共的领导地位没有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没有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口号没有变。七十年来毛泽东主席的画像一直在天安门挂着呦。有些醉翁，不但瞅着酒，更盯着山水之间也！

“左翼如何看待传统”是陈映真，作为中国的、第三世界的左翼思想者，在从1960年代到2000年代的半世纪写作中，虽然一直没有完整发展，却在他的思想与创作中高度紧张着、不时闪烁着的一条重要思想线索。它在理论上非常深刻，在现实中非常重要，无论是对台湾或是大陆的思考者皆然，因此值得两岸的所有认真思想者，不止左翼，一同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