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老师，她家祖上就是刘文彩的佃户（租种刘氏的土地，并向刘氏交纳沉重的地租）。我说：“你祖上深受刘大善人剥削压迫’。她却说：‘刘文彩是一个进步的大好人”。我问“怎么讲？”她说：“刘在安仁镇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修了一条马路”。我无语。这条马路，其实就是连接刘氏庄园与安仁镇的一条土路，以便于刘文彩的轿子通行。这就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被欺压了，反而更依赖于欺压者，甚至可能爱上欺压者，舆论导向到底要把人们的思想带到何处去？

金庸先生无奈之际，又开始玩世不恭。本来，金庸先生的武侠作品就不敢接触“世上人人皆苦”这个实际，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实际问题，而这个实际问题却又是所有人都最关注的。于是，金庸又躲进了自己的象牙塔，“闭门造车”，他最后造出来的英雄是韦小宝。既然郭靖、杨过、令狐冲、乔峰这样的大英雄、至性至情的人物都不管用，那么，卑鄙的人物是否可以奏效?于是，金庸老夫子便塑造了韦小宝——最卑鄙最下流最无耻的流氓。在大英雄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金庸开始求救于韦小宝这样的流氓，恐怕也是无奈。韦小宝解决金庸先生的问题了吗?没有，韦小宝同样不打算关心“世上人人皆苦”，他只是个流氓，连哄带骗，娶了很多老婆而已，恰如当今的资本家和贪官。

金庸早年也曾经一度向往过革命，因此所写出来的一些作品中也带有一种革命者的气息。但是，随着金庸社会地位的提升，其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从革命走向反动也就是从“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郭靖，逐渐转为了猥琐的韦小宝。当然，在否定一些东西的时候，同时也就是肯定了另一些东西。像《鹿鼎记》中极力渲染的康熙大帝英明神武，对于反清复明义士的种种攻击，其实也就是对于当时仍然统治香港的英国殖民者的一曲赞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庸晚年所写的武侠小说的确是武侠小说的一个新时代。因为即使是民国的武侠小说中，也从来没有对于殖民者进行歌颂。从晚年的金庸开始，武侠就已经从鼎盛走向衰落。

武侠精神是虚拟的武侠世界与现实的人类社会能够进行精神对话的契合点，因为武侠世界不过是作家，是人创造的一个虚拟时空，是人类社会梦想无法达成时的一种憧憬，是人类社会无法解决现实世界诸多问题时的一种逃避，是人类社会医治自身心灵疾患的一种精神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