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s直播手机连接_雷速体育_jrs低调看直播直播：警惕以“中国化”的名义抛弃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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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人文社会科学要中国化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共识。但是，不同的人所说的中国化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提倡的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建设、改革经验与传统文化的精华，吸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朵金花”等研究成果，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另一种则是以某些学界的人物为代表的，打着反对西方化的名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而进一步和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接轨，并且结合少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腐朽部分，建立起一个没有马克思主义影响因子的剥削阶级文化。】

今年4月，山东大学那位把“五朵金花”说成是假问题的教授又做了一个《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之路》的演讲，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要“把中国‘中国化’”。这话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要是仔细看看它的内容，就明白了他的所谓“中国化”是怎么回事。

他的演讲啰里啰嗦的非常冗长，但是，中心内容不过以下两段而已：

众所周知，近30年来，中国史学界的主流倾向是厌弃理论、厌弃史观。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远离历史理论、历史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有的历史理论、历史观，大多是从西方引进的，与中国历史本身有较大距离，甚至格格不入，也就是说对中国独特的历史道路没有解释力，何况，这些东西在西方学术界也早在20世纪前期即被抛弃。因此，要想恢复历史观、特别是中国史观的权威地位，就要重建一种基于本土经验的中国史观。而且，重建这种基于本土经验的中国史观的条件和基础已经具备。自“文革”结束以来，从上古到近代，一方面，中国史研究领域里的几乎所有知识点，都被学者们深耕细作过了，都被透彻地重新研究过了，也都被或深或浅地解释过了，并形成了一系列有颠覆性的局部认识;另一方面，历史学的整体面貌却依然陈陈相因，依然在前三十年所形成的基本认识上打转转，中国史的整体叙事框架根本没有改观，这是值得反思的。

当然，笔者也不能不在此郑重指出：如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在“闭关锁国”中实现、中华文化的再起和繁荣不能在“自言自语”中完成一样，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范式的铸造，也不能关上大门在自己家里进行。一个有别于自由主义范式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必须在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中，并汲取了自由主义学科范式的所有精华之后才能建构出来，也才能最后走向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中心主义”固然必须抛弃，“华夏中心主义”尤不可取。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看来只能在“它山之石”与“本土之玉”的中间地带形成。

显然，这位教授所说的反对从西方引进的历史理论，并不是反对所有的西方理论，仅仅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已，因为“这些东西在西方学术界也早在20世纪前期即被抛弃”。在这位教授的眼中，史学界近三十年来清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清算还不够，必须进一步清算才行，因为现在虽然自由主义理论在史学界的圈子里占了绝对优势，但“历史学的整体面貌却依然陈陈相因，依然在前三十年所形成的基本认识上打转转，中国史的整体叙事框架根本没有改观，这是值得反思的”。对于反共的自由主义理论不但不能清算，而且还应该继续大力引进，因为“一个有别于自由主义范式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必须在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中，并汲取了自由主义学科范式的所有精华之后才能建构出来”。

实际上，新中国前三十年从来没有忽视过本土化的理论，包括历史学界也是一样的。我前面已经说过，新中国前三十年占主导地位的史学界两大流派，是郭沫若为首的战国封建论派和以范文澜为首的西周封建论派。而当时以苏联为代表的国际上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认为中国是魏晋时期才变成封建社会，但是他们的解释框架并没有得到中国的认可。正如前三十年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前三十年史学界的主流派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当然，前面说了，这个流派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还需要进一步发展。（比如说，这“五朵金花”里边儿没有政治制度史，也没有思想文化史。这表明前三十年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还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以后有机会我会继续说这个问题。）但是，绝对不应该把他们的研究基础说成是从西方引进的理论，而简单地抛弃其研究方法和成果。

这位学者是不是对此一无所知呢？恐怕不是，因为他在演讲中也说了，“中国共产党人，甚至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命题，毛泽东对教条主义和对‘言必称希腊罗马’倾向的清算，堪称淋漓尽致”。而且在他不久前的一些讲座里谈到前三十年的人文社会科学时也说过，“从1949年到1979年，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们完全向西方关上了大门，这个关门本身是不是本土化大家可以讨论。也就是说从1949到1979这30年怎么概括这个趋势，我们可以讨论，当然我有个人的看法，我个人认为从1949到1979这些年也是一个本土化的趋势，但是这个本土化是和中国另外的思想流派联系在一块的”。既然他知道前三十年本身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是本土化的，为什么却还把前三十年当作全盘西化的靶子，而不是把后三十年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呢？显然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其强调“中国化”是假，抛弃马克思主义是真。可惜的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自打耳光的情况。

实际上我们如果要是再往前推一下，在1988年《河殇》流行的时候。山东大学的这位教授可并没有站出来高呼“中国化”来抵制这种全盘西化。相反的，此公发表了《对现代文明的抗拒与排斥——从建国后农民战争史研究看民粹主义的社会思潮》一文，宣称：“民粹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仍时隐时现，但不断深化的改革和开放，将在不久的将来永远把它彻底埋葬,通过历史研究来排斥现代文明的现象也将随之消失。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是同时不可避免的”，和《河殇》一唱一和，鼓吹所谓“现代文明不可抗拒”。

然而在1989年以后此公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大力鼓吹所谓新儒学，且近几年来愈演愈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恐怕就和我前面提的那位南开大学教授一样，是政治正确的产物罢了，并不是此人真的相信什么中国化。其实他本人也在演讲开头隐晦地提到了这一点：“十八大之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同中国社会一样，所发生的一个最为重大的变化，就是‘西方化’进程渐趋终止，延续了近30年之久的‘西方化’发展取向得到坚决扼制。如同人们所观察和感受到的，近若干年，整个中国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学术气候，的确正在发生深刻变迁，整个中国社会的语境正在被重构，整个中国本身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迅跑。”也就是说，公开的推崇自由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不太受待见了，所以要打出“中国化”的幌子，以反对西方化为名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推崇自由主义普世价值。

当前，人文社会科学要中国化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共识。但是，不同的人所说的中国化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提倡的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建设、改革经验与传统文化的精华，吸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朵金花”等研究成果，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另一种则是以某些学界的人物为代表的，打着反对西方化的名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而进一步和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接轨，并且结合少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腐朽部分，建立起一个没有马克思主义影响因子的剥削阶级文化。我们需要警惕后一种以“中国化”的名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动向，坚定不移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建立起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和各种中国化的社会主义人文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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