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在现代经济中起何作用 ：看看美国制度学派怎么说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众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一、引言

以奥地利学派、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正统经济学往往不承认市场机制的无效性，不承认市场收入的不合理，不承认市场经济中潜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相反，它们往往极力称赞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极力推崇企业家精神以及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1]与此不同，由凡勃伦开创的早期美国制度学派却持有相反的立场：企业家阶级往往受到虚荣本能的驱使，并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组织和价格体系下通过损害工业生产和财货制造的方式获取个人利益。之所以存在这种认知上的差异，根本上源于两者使用了不同分析方法：一方面，正统经济学热衷于采用抽象方法而忽视了市场主体的权力差异，进而倾向于在个体主义思维下寻求市场均衡;另一方面，美国制度学派倾向于采用历史的和心理的分析进路，进而基于异质个体互动而展开演化分析。同时，即使奥地利学派也引入了行为意向性和人际相异性的分析，但它的整个分析仍然以抽象的理性为基础;相反，美国制度学派则深入到人类本能的分析，将本能而非意识(理性)视为人类行为的根本驱动力，进而从本能考察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及其演变，并由此引入了社会权力结构的分析框架。按照尼采等人的看法，决定人类思想是由权力意志驱动的埋藏在最底层的欲望，而本能则是权力意志最直接的动作，也是人类最富智力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制度学派引入本能和权力来分析人类行为、制度演化以及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就要比包括奥地利学派、新古典经济学在内的正统经济学更为深刻。显然，美国制度学派的方法论思维滥觞于凡勃伦的着作，尤其根植于凡勃伦所开创的二分法思维之中，并由此产生了不同于正统经济学的有关市场、制度和社会的认知。有鉴于此，本文就尝试探索这样一些问题：凡勃伦如何看待社会制度的演化以及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凡勃伦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生产特征及其内在弊端?凡勃伦如何看待被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奥地利学派高度推崇的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真实作用?凡勃伦如何认识到经济危机的起因和特征?这些问题根本上都涉及到凡勃伦开创的二分法思维。

二、美国制度学派的方法论思维

凡勃伦开创的制度学派反对抽象演绎方法，尤其反对基于形式逻辑的数理分析。其理由是，抽象方法论对于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持有一个完全非历史的和过分简单化的观点，它试图用理性的、自利的、最大化行为等术语来解释一切，但结果却什么都没有真正解释。譬如，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任何时空下为获取更多效用而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可以归结为用土地、劳动和资本换取商品，所有人获取和享用的所有效用都可以归结为工资、租金或利息;同时，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保证了所有的收入都代表了所有者对社会的生产性贡献，从而比其他任何社会形态更有效，也更能体现社会和谐这一自然常态。但是，凡勃伦却强调，市场通常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其中产出不能被视为任何一个人或任意生产要素的纯粹结果，相反，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分享知识和技能，在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类需求和应用的过程中进行社会合作;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的分类和分离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历史现象，通过工资、租金和利息等方式来分配人类社会努力的成果也仅仅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一种历史现象。在凡勃伦看来，只有在资本家垄断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商业货币经济中，才会存在工资劳动者和工资;因此，新古典经济理论模糊了资本主义的对抗性本质，将劳资冲突描述为表面而非真实的现象，从而宣扬一种有利于商人和不在场所有者以及其他既得利益者的社会和谐论。[2]

当然，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抽象分析方法，不仅有美国制度学派，也包括奥地利学派。一般地，奥地利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在分析方法上存在这样一些共性：都注重人类行为分析，反对最大化行为模型;都注重文化心理分析，反对行为功利主义;都注重历史经验分析，反对形式逻辑演绎;都注重社会结构分析，反对抽象还原分析;都注重动态演化分析，反对静态均衡分析;都注重跨学科交叉分析，反对社会科学之间的隔离;都热衷于因果机制探索，反对功能关系构造;都关注事物实在揭示，反对现象解释取向;都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对均衡状态的追求，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将过程和历史现象简化为理性人被动行为的结果，而试图以演化经济学来取代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事实上，奥地利学派就非常强调心理动机在经济行为中的根本性意义。例如，维塞尔[3]就写道：“理论的出发点是经济人的心理……在这种意义上经济理论可以算作应用心理学……由‘心理学的’经济理论所发展起来的对于人的内在生命的观察，是独立地形成的。”同样，凡勃伦不仅分析制度和文化的演进，而且还把对制度和文化的分析最终都归结为对心理的分析。不过，凡勃伦所诉诸的心理学显然不同于正统学说的心理学信条，即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理智为上(理性主义)、清静无为和原子论，而是以19世纪末在美国出现的进化心理学和实用主义心理学为基础。

尽管如此，凡勃伦开创的制度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在分析思维上还是存在显着差异。第一，奥地利学派具有强烈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不仅热衷于分析孤立的个体行为，而且将社会经济现象都追溯到个人行动，乃至将社会制度的出现也简单地归咎为纯粹个人行为，是自利个体的理性行为所产生的无意识后果，从而也就看不到制度本身的演化和扭曲。相反，制度学派强调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反对局部主义分析，强调不能局限于考察与整体分离的较小部分或独立实体，否则就不能充分了解复杂的有机体;为此，它在分析心理现象的变化时，往往辅以人种学、文化史、生物学、自然历史和宗教，从而沿着本能维度更深入地揭示了不同类型的制度及其互动变迁，进而考察了社会的不同阶级特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第二，奥地利学派虽然凸显了个体行为的意向性，但由于集中在经济活动领域，从而依然以自利为行为基础;同时，奥地利学派虽然引入了人际相异性，但由于集中在偏好和口味上，从而忽视了人际相异性衍生出的权力关系。相反，制度学派从本能维度来分析人类行为动机，从权力关系剖析现实世界中的经济互动，从而在对市场和经济的结构分析中渗入了权力和利益集团等因素考虑;同时，制度学派还基于二元本能观梳理了制度的殊途演化，将两者相对照而揭示了制度间的紧张和冲突，从而又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结合在一起。

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分析思维上的差异，尽管奥地利学派也对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批判，却依旧维护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并倾力为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以及企业家的逐利行为辩护;相反，凡勃伦开创的制度学派不仅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强烈地批判，而且也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根基的文化进行批判，进而揭示了由虚荣本能驱动的企业家阶级对现代社会经济的破坏性作用。事实上，制度学派不仅倾向于对社会制度和文化的演进取向进行探索，更致力于对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内在弊端和缺陷的揭示;进而，其经济政策根本上重视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调节，甚至主张实行开明的民主改革，目标就在于克服由逐利本能驱动的市场经济所内在的缺陷和弊端。也正是由于这种学术取向，凡勃伦及其开创的制度学派就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文化以及社会制度所不容，所受来自主流学界的排挤和压力也就比奥地利学派要大得多，以致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短暂繁荣后就迅速并长期被边缘化。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无论是奥地利学派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产生、演化以及对现实弊端的剖析和认知上，都远不如美国制度学派深刻;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制度学派的开创者凡勃伦将行为和制度的研究深入到本能层次，基于工作和虚荣两类本能而发展出了二分法思维，从而就不容易为现实表象所遮蔽，也更容易发掘现实世界的问题。

三、制度变迁的二元法分析

当前有关制度的概念和分析框架主要来自奥地利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为什么需要制度呢?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需要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制度的设立就是为了减少交易的成本。为此，科斯、诺思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传统经济理论的三大传统柱石——资源禀赋、技术和偏好——之上加入第四大柱石——制度，此后制度与土地、资本、技术和劳动等一样都成了稀缺性的生产要素，并在经济绩效的分析中居于核心地位。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根本上只是把制度当作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影响变量，却没有研究制度本身，乃至有学者认为新制度经济并不是真正的制度主义。[4]同时，制度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奥地利学派认为，制度是无数个体行动的无意识结果。为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借用博弈论将制度理解为博弈规则或博弈均衡。但是，这种自发演化观仅仅适合于习惯、习俗和惯例等非正式制度的分析和解释，而难以对渗入理性认知和正义考虑的法典化或典章化的正式制度进行分析和解释。[5]进而，制度演迁的朝向又如何呢?奥地利学派认为，个体的自发行动必然导致生活秩序的不断扩展。相应地，新制度经济学则以交易费用来评估正式制度并预测制度变迁的方向，并认为自由竞争将剔除低劣制度而促进社会制度不断优化。[6]显然，按照这种理解，实在制度就是合理和最优的。果真如此吗?实际上，这是一种制度达尔文主义，它忽略了现实制度的缺陷，也没有深入到左右制度变迁的社会结构、力量对比等深层因素。[6]

相对于奥地利学派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凡勃伦对制度成因及其发展路径的分析要深刻得多。这首先体现在对制度概念的理解上。凡勃伦[7]对制度下的定义是：“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说到底，可以归纳为性格上的一种流行的类型”;同时，制度又是演化的，“制度必须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就其性质而言，它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的一种习惯方式”。显然，凡勃伦对制度的理解包含了两层含义。(1)各种制度归根到底由社会的思想认知和风俗习惯所形成，而思维或习惯往往都是逐渐形成的，反映了过去的事实并是历史积累的产物;因此，要理解现在制度的功能，就要从历史中去寻找它的起源和形成过程，通过研究制度的历史起源及其演化过程也就容易理解它的表现形式和现实作用。(2)思想认知和风俗习惯又是从人们的心理动机和生理本能中产生的，因而制度根本上受到本能的支配。为此，凡勃伦将制度的形成和变迁追溯到文化、习惯的演化，不仅分析制度的演进，而且分析文化的演进;同时，文化、习惯又根植于人类本能，这意味着，制度归根到底是受本能的支配。

凡勃伦认为，人类有两大本能：(1)工作本能，体现为人们对成就价值的向往，它与“好奇天性”和“父母天性”相联系;(2)虚荣本能，体现为表现自己和追求私利的特质，它与竞赛、征服和掠夺行为相联系。同时，根据这两类本能，凡勃伦将社会制度分成两类：(1)动态的社会技术制度，它表现为“机器操作”，如机器过程、发明、生产方法和技术等，这源自工作本能;(2)有关特定产权的礼仪制度，主要是指产权、社会与经济结构、金融制度等，这源自虚荣本能。在凡勃伦看来，这两种制度的存在和特征都依赖于不变的人性特征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的和历史的过程，其中，人类的本能是制度的根基。正是在这些本能的基础上，产生了一套特定的产权、社会与经济结构以及某些思想习惯等，这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同时，凡勃伦又认为，人类固有的工作本能和文化催生的虚荣本能是冲突的，而且，正是资本主义商业的金钱文化破坏了有用的生产性产业工作所需要的条件，从而削弱了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基础。

事实上，正是基于工作本能，由“好奇天性”发掘出来的知识和信息最初就服务于工作的目的和“父母天性”，这造就出一种习惯性地“寻求生活方式的效率”，从而导致技术的不断成熟，并给社会带来永久福利;但同时，习惯本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工作本能和其他相关本能也有可能被“自利”本能和获取本能所压服，这使得唯一有价值的工作变成了那些可以被归入为剥削的工作。这样，工作和虚荣这两类本能就产生出了一种“裂成两半的知识类别”：(1)“切合实际的”和“技术的”知识;(2)“推理的”和“制度的”知识。同时，经过经年累月的演化，这两类知识塑造了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生产的行为和金钱的行为。这样，从技术和制度的演化路径和方式出发就形成了凡勃伦着名的二分法观念：工业和商业之分，生产和赚钱之分。

凡勃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使得生产与金融相分离，并且，金钱文化使得企业主的兴趣在于赚钱而不是制造产品。相应地，资本主义社会还衍生出相对抗的两类势力：(1)生产技术表现为财富生产上，由此形成了由工程师、科学家以及管理者等组成的生产者阶级;(2)礼仪制度则典型地表现为私有财产制度，由此形成了由董事、经理等组成的企业家阶级。在这里，凡勃伦进一步将二分法运用到技术和制度之关系的分析上，并由此发展出了社会制度分析的二分法模式：制度方式集中体现在礼仪安排上，技术方式则集中体现在工具利用上;同时，凡勃伦集中考察新技术对制度安排的影响，考察既定社会惯例和既得利益者如何阻碍制度变迁的方式。这样，人类社会中金钱文化和工作本能之间的冲突，就发展为两类制度之间的对抗。

最后，凡勃伦指出，技术和制度之间存在冲突的关系，其中，技术是动态因素，而制度则是静态因素，技术起决定作用。也就是说，机器过程是社会的动态力量，而与之相伴随的礼仪制度在给定机器过程状态的情况下倾向于成为相对静止的结果。例如，封建社会和经济制度本质上反映了整个中世纪尚存的技术特征，而当代的“礼仪”制度则反映了19世纪和20世纪更先进的生产方法的特征。正因如此，两者的冲突将决定制度的演化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凡勃伦认为，在制度和文化的演进中，文化的变迁总是滞后的，这些思想习惯、观点、精神状态和自然倾向本身就是保守的因素，从而反映了现代信条和现代要求之间的冲突，社会进化的实质是人们不再容忍过去一套思想习惯压力的精神适应过程;如果社会上任何一部分人或任何阶级逃避环境的强制，那么他的观点就没有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从而也就阻碍社会的变化过程。显然，当前那些富有的有闲阶级正是处于这样一种变化的和在调整的经济强制的逃避地位。

四、逐利本能与企业家的行为选择

现代经济学人对企业家的推崇主要依据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才能理论：企业家通过发现利润机会而促进市场信息的扩展，进而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协调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奥地利学派并没有能够区分商人型企业家和工程师型企业家，也没有界分企业家的破坏性创新和建设性创新。相反，它将企业家精神归结为对市场盈利机会的警惕和敏锐性，进而将企业家等同于市场上的逐利者，乃至将市场上一切逐利行为都认定为对市场竞争和秩序扩展的促进。[1]与之不同，凡勃伦明显地看到并区分了市场上不同逐利行为：有的是生产性的，有的则是破坏性的。尤其是看到，商人型企业家的逐利行为正日益压倒工程师型企业家的创造活动，并对生产和经济发展起到越来越显着的破坏性作用;进而，还基于二分法区分了商人型企业家阶级和工程师型生产者阶级，分析了他们在现代社会生产中所承担的不同角色。

凡勃伦对企业家和工程师的区分主要是基于所有权和经营权日益相分离的社会现实，而这又根源于生产技术的变动。凡勃伦认为，现代经济发展已经处于“机器方法”时代，而机器化生产则极大地改变了企业的组织形态和经营目的。凡勃伦[8]写道：“(早期)工业装备的负责人也就是所有人，对于机械操作以及他的企业所从事的银钱交易都由他直接监管;那时除了比较不多见的例外，事业成功的首要因素还是在于单纯的生产效力。那种前期资本主义的情况还有一个特征：凡是企业，不论手工业或商业，经营时通常的目的在于谋生活而不是在于博取投资的利润”;但是，“随着机器工业的渐占优势，随着工业操作以及市场在现代连结方面的发展……也唤起了一种企业精神，引起了为博取利润的有组织的投资……他现在所集中注意的是，怎样灵活调动他的投资，随时从利润较薄的移转到[微软用户1] 利润较厚的冒险事业，怎样通过机敏的投资以及同别的企业家的联络对企业局势作战略控制”。正是由于大机器生产技术的引入，塑造出近代企业组织的两大重要特征，进而影响了企业运行方式和企业家行为，造成了企业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分离，最终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首先，它容许甚至孕育了所有权与管理权之间、财产积累与实际生产过程之间、生意与企业管理之间的分离。这是近代社会经济组织中无上的[微软用户2] 和特征性的制度，凡勃伦将这种公司组织形式称为“无主所有制”(Absentee Ownership)。显然，无主所有制潜含着一种背反：一方面，就人类的物质福利而言，这种制度能够无限制地进行物品的生产;另一方面，就财产所有权而言，它表现为资本的所有权，导致企业的动机是金钱上的利益。实际上，在现代企业的生产中，技术的运用完全以企业家的意旨[微软用户3] 为主。凡勃伦[8]写道：“现代企业经营的物质基础是机械操作。……企业在精神上的基础则出于所有权制度。‘企业原则’是在所有权这个前提下的必然结果;是财产的原则——金钱的原则。这些原则的存在早于机器工作，虽然它们的充分发展是在机器时代。机械操作决定了工业的发展和范围，它的锻炼养成了适合于工艺的思想习惯;而所有权的要求则决定了企业的发展和目的，所有权及其经营活动的锻炼养成了适合于企业工作的观点和原则(思想习惯)。”

正是由于现代企业的主要甚至直接目的都在于营利，这就必然会影响企业的发展策略和行为选择。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企业将大量的资本投放在广告以及非耐用奢侈产品(如时髦商品、专卖品、高能耗的汽车等)的生产上;另一方面，企业通过颠覆技术进步、垄断发明等方式来减少产量，并由此增加金钱收益。在《企业论》中，凡勃伦[8]就写道：“企业的动机是金钱上的利益，它的方法实质上是买和卖，它的目的和通常的结果是财富的积累。”不过，在不同时期，企业实现其目的的方式却存在很大的不同，凡勃伦[8]继续写道：“当近代早期、机器工业制度还没有盛行以前，具有相当规模的企业大多采取商业——贸易和银行业务——的形式……在那时的环境下，企业家的工作主要还是在于如何迎合季节趋向和供求变化的时机，而不是在于如何使事势的趋向有以适应他自己的目标。那时的大企业家与现在相对照，作为一个财务策划者的成分比较少，作为一个投机的买主和卖主的成分却比较多”;但是，“自从机器时代到来以后，情势变化了。……商人是投资于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商品的，而现在企业家的投资对象却是工业操作;他不再把他的财产打赌在捉摸不定的时机和天命上，而是寄托在由各种工业操作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局势上，这种局势大部分是在企业家控制之下。”

其次，它还容许并制造了生产与金融的分离，并使“制造物品”变得与“赚钱”十分不同。为此，基于二分法思维，凡勃伦又区分了生产资本的两种类型：一是技术上耐用的工业资本，二是能够带来高额利润的礼仪资本。相应地，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就表现为工业资本(物质生产资料)和金钱资本(不参加生产的股本)相分立的矛盾;其中，金钱资本的价值主要由为其所有者赚取收入的能力来决定，对物质生产不起多大作用。同时，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以价格计算的营业量和以总物质计算的生产量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每一次金钱资本的增加都不必伴随着有用财货作等量的增加。凡勃伦[8]写道：“作为一个企业上的定义，‘资本’是一宗货币价值量;但自从信用经济和组合资金周转成为工业企业中的控制因素以后，这一宗货币价值量与工业设备以及在工业资本旧有概念下可以计入的其他项目之间所存在的，只是一个淡薄的、摇摆不定的关系”;相应地，“资本曾经被说成是工业设备等等的资本化(综合的)成本……到今天这个依据已不再是所主有的物质设备的成本而是一个在营业中的公司的收益力。”这样，两种资本增加速度的不一致就产生了一种对立现象：技术进步既使新生产设备的效率提高，也使现存资本设备的折旧率加大，从而使资本资产价值降低;因此，从金钱资本角度考虑，技术进步是与金钱资本相对立的力量。

正是由于生产和金融的分裂进一步影响了企业的运行方式，企业家更偏向于通过股票买卖而不是企业运营来获取财富。凡勃伦[8]写道：“在交易中也有一个很大部分，企业家所企图的只是对产业作[微软用户4] 暂时的控制，以便提前抛售或获取某种间接利益;那就是说，交易是有着战略意图的。企业家这时的目的是对某项工业设备——比如在战略上有着重要意义的某铁路线或某钢铁厂——获得控制，以便以此为根据，从事于进一步的交易，再从那些交易中猎取所指望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他所努力的目标就不是在于如何维持工业设备的恒久效力，而是在于如何影响目前的市况，或别的大户的心理，或投资者一时的信心。”更为甚者，企业家还热衷于采用搞垮其他企业的方式来追求利润，因而企业的逐利行为对财货生产所造成的破坏也就更为严重。凡勃伦[8]写道：“在通常情况下，企业家的当前企图总是想在某一点或不止一点上破坏或阻碍工业操作。他的战略往往是倾向于反对别的企业利益，他的意图往往是借助于某种经济压力的形态来表现的……(这)往往要使有关的工厂受到挫折，使[微软用户5] 整个工业体系引起或多或少的紊乱。”

再次，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还蜕化为一种价格体系：企业经营主要是依靠运用价格制度而非财货制造来获得优厚利润。相应地，企业界就广泛存在着欺诈行为，并频繁地出现企业间的集中和合并，这是资本主义企业规模迅速扩大的根本原因。凡勃伦[8]写道：“一般地说，凡买卖行为，其目的倘是在于使某些工厂或工业操作联合起来共同处于某个企业家控制之下的话，则所使用的手段往往是如何使这些工厂或工业操作在它们原有的业主或经理各个经营之下难以继续存在。”同时，企业家们之所以热衷于企业并购，主要原因不在于提高原企业的运营效率，而是通过壮大市场势力以获得转移收益，或者通过影响股市而在买卖间套利。因此，企业合并和扩展过程中往往会进一步扩大财货制造和金钱营利之间以及组织效率和所有权扩展之间的矛盾。凡勃伦[8]写道：一方面，“在工业合并工作中，关于工业操作走向进一步紧密和扩大组织的措施，在实际生活是否行得通，生产上是否经济，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是属于机械的性质的。由此发生的对工业合并的有利条件不是企业家所创造的。这些都属于工业技术方面的事情，是服务于工业的那些人的工作，不是企业家的工作”;另一方面，“就企业家的立场而言，一项新的合并计划，它的效果如果只是生产经济、效率提高，是不够的……企业家的动机是金钱上的动机，吸引他的是对他个人或对他所属企业的经济利益。他所努力的目的，不只是在于实现一个工业上有利的合并，而是要使合并在那样的所有权情况下实现，从而使他得以控制巨大的企业力量，获得尽可能大的利益。他的真正目的是所有权的扩张，不是工业的效率。”

特别是，随着生产能力增长的速度大于市场规模扩大的速度，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之间的矛盾就进一步加剧了，以致到19世纪末，就出现了通过限制生产来获取高额利润的托拉斯垄断组织。凡勃伦把垄断组织称为既得利益集团(Vested Interest)，既得利益集团和“无主所有制”一起构成了近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这些既得集团所感兴趣的是保持尽可能高的利润，主要的途径则是通过垄断来限制产量。正是由于把赚钱当作唯一动机，这就使得企业家不能也不愿对企业进行有效管理，相反还会为保持高额利润而阴谋破坏技术。显然，这与那些技术员、工程师以及与“机器过程密切联系”的工人们存在根本不同，后者的目标在于鼓励、设计生产手段和机器以使真实产量最大化。这也意味着，在企业合并的过程中，起决定性因素的不是“工业上的合宜和适用”，而是“企业上的得失和企业方面的压力”[8]。相应地，凡勃伦[7]认为，“一个工业巨头与其说是一个机敏干练、才具出众的人，不如说是一个伶俐狡猾的人;一个巨头的职能是金钱性质的，不是工业性质的。但他对工业进行管理时，这种管理往往具有一种主观独断的性质。”

最后，所有权与管理权、生产和金融的分离实际上使得大企业主、金融家以及投资者成为了有闲阶级，而这些有闲阶级的基本特质就是保守性。凡勃伦[7]写道：“在任何现代的、高度组织下的工业社会，有闲阶级对于那些经济的迫切要求下的压力，总是处于有所隐蔽的状态。这个阶级对于生活资料的竞争，没有别的阶级那样迫切、紧张;由于它处于这样的优越地位，可以想像得到[微软用户6] ，当形势要求在制度上作进一步发展，对改变了的工业局势作重新调整时，它的反映在社会各阶级中总是最迟钝的。有闲阶级是一个保守阶级。社会中一般经济形势的要求，并不会毫无拘束地、直接地对这个阶级的成员进行冲击。……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有闲阶级的作用是对社会的动向从中阻扰，保留腐朽、落后的事物。”事实上，凡勃伦看来，富裕阶级生来是保守的，因为人们往往本能反感那种与事物已有做法的背离，而并非主要是处于物质利益的考虑。一般地，这种反感只有在环境的压力下才会被克服，而富裕阶级的成员又不像别人那样容易屈服于革新要求，因为他们没有受到非屈服不可的压制。同时，凡勃伦还认为，有闲阶级的保守性还会向社会扩散，成为整个社会的一般特征。究其原因，任何一种文化或任何一个民族的制度系统总是一个整体，任何一种制度的变化都会牵动多项制度的变化。凡勃伦[7]剖析了两类扩散机制：(1)保守性是富裕阶级的基本特色，从而也就会被视为荣誉的标志，它的习尚、举动和见解成为社会其他成员追随的行为准则;(2)有闲阶级尽可能地剥夺了下层阶级的生活资料，使得下层阶级缩减消费、消耗精力，乃至无余力从事于学习和采纳新的思想习惯，因而赤贫阶级的人们往往也是保守的。

为此，工业和企业之间的矛盾就成为凡勃伦整个经济理论分析的主题，而这就集中体现在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之间的对立。在凡勃伦看来，在手工业时代和机器应用初期，所有权和经营权是统一的，财产所有者同时是工业生产的技术专家和商人;但是，在大机器生产社会，两者开始分裂，财产所有者蜕变为商人，完全注意财务问题，从而就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运营。凡勃伦[8]写道：“管理人的企业利益所要求的并不是产品的适于使用，甚至也不是产品的易于行销，而是在他们管理下的资本价格的有利差异。作为一个公司的管理人，掌握着公司的事务，指导着公司的企业方针，然而由于组合资本的易于受让，使管理人的企业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同公司的利益分了开来，使他所全神贯注的，不是在于公司的长远效率，而是在于实际与假定收益力之间的差异。他们与公司的关系实质上是临时性的;只要他们的利益要求与公司相分离，他们与公司的这种关系就可以悄然地、突然地终止。”为此，凡勃伦将“机械操作”(制造财货[微软用户7] )和“企业经营热情”(营利动机[微软用户8] )区分开来，并将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之间的对立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事实上，从古典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派直到美国制度学派，都注重生产性劳动和非产生劳动、工业制造和金融媒介、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区分，并将前者视为社会发展的基石。但是，边际革命以降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崛起以来，这种区分就被掩盖了;尤其是，服务和金融业的崛起，使得大量资本被投入投机而非投资，从而导致产业空心化和制造业的衰落。

可见，凡勃伦倡导的二分法思维有助于清晰地认识到工业和商业、生产活动和投机活动、制造财货与营利动机、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以及创新者与套利者、企业家与商人之间的差异，认识到这些活动对社会带来的不同效应。凡勃伦强调，财货制造和营利是两种不同的事情：商人们的逐利行为往往只是推进个人利益，而对社会经济产生的积极效应则非常有限，甚至是破坏性的。显然，这种分析与奥地利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按照奥地利学派的分析，企业家承担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发挥[微软用户9] 市场信息的收集和传播功能，从而推动了市场协调和秩序扩展;但是，凡勃伦的分析却表明，逐利的“企业家”对信息和利润机会的发现和创造并不一定就会产生生产性的后果，相反往往是分配性的，往往从财货转移中获取利益。再如，按照米塞斯-罗斯巴德的分析进路，企业家与资本所有者是合为一体的，他们承受着决定资本何时、怎样、生产什么的风险，从而成为市场经济产业化的最终驱动力;相应地，市场体系的真正基础不是产品市场，不是劳动市场，也不是经理人市场，而是资本市场。[9]究其原因，没有资本品市场，资本品就没有价格，企业家就无法对这些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作出准确的而判断，从而也就无法进行决策以[微软用户10] 有效配置资源。但是，凡勃伦却认为，金融家们利用资本市场并不是将资源配置到社会效用最大的地方而是获得个人收益最大的地方，同时，金融家们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而控制企业并不是为了更有效地生产而是为了投资增殖，乃至往往致力于通过制造股价波动而在买卖之间获取利润;因此，这些金融家们根本上就不是受好奇心和工作本能驱动的企业家，而是受掠夺和虚荣本能驱动的逐利者。

五、企业家逐利行为与经济周期

基于抽象的理性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家一般都不承认市场会出现大的错误，从而也就不会出现经济危机。例如，当时美国最受尊敬和最富名望的经济学家费雪就从来不相信会出现经济危机，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的前一周还预言“股票市场已经出现了持久性的高位运行”，在危机出现之后仍相信美联储会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危机的加深。但是，凡勃伦却清楚地预见到了在1929年10月24日爆发的大危机，尽管他在8月3日就因穷困潦倒而死。

（一）凡勃伦如何分析经济周期

凡勃伦之所以能够发觉经济周期，就在于，他从企业家的逐利行为中揭示了财货生产与营利动机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会带来经济的周期性变动。

凡勃伦[8]认为，“工业萧条根本是企业萧条……萧条是在企业中意识到的，可以说经济的神经中枢是在经济活动的企业这一方面;要将萧条的程度加以衡量时，也是应当在企业的(金钱的)依据上来衡量或估计的”，“工业萧条的含义是，有关企业家们感到使工业操作按预定方针和规模继续进行时，已不再能获致满意的利得，而工业物质设备原来却是为了这样的打算而设置的。”事实上，企业的营利性经营往往会导致价格的变动，而这在现代社会市场中会迅速传遍整个社会，从而形成繁荣或萧条。凡勃伦[8]写道：“所谓恐慌、萧条、艰难、暗淡、活跃以及投机高涨等等，主要是企业的现象;归根到底是价格变动，是价格上涨或下跌现象。这类情况，通过企业活动作为终结，才会牵连到工业操作或社会生活。工业所以受到影响，只是因为它是在以价格为依据、利润为目的的企业立场上进行管理的。只要企业始终不越出商业本身范围，与工业界限相划分，萧条与繁荣时期的循环更迭就不会超出商业领域。提供企业利润的最大领域，现在已不是在较严格意义下的商业经营，而是为市场从事生产商品和劳务的工业。各种工业操作在一个平衡的系统中保持着密切、深远的关系，通过价格，进行并继续维持着彼此间的间隙调整，这就使价格变动可以这样迅速、有力地传布到整个工业社会，从而使萧条或繁荣的浪潮可以在数星期内普遍深入社会的全体，影响到服务于工业的每个阶级。”

而且，凡勃伦认为，价格变动引发的繁荣或萧条并不是源于偶发性事件(如农业歉收)，而是形成一种常态，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进一步地，凡勃伦强调，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内在的，它根源于现代资本主义所内含的新的社会生产形式与私有产权的法律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前者主要是由工作本能所激发，体现为生产效率的提高并服务于全社会;后者由掠夺本能所激发，体现为私人不在所有者对工业的控制并从中获取利润。正是为了攫取利润，企业家往往对工业采取破坏性活动。究其逻辑，在极度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下，增加的产出只有大大降低价格水平才可以售出，从而就会导致利润下降;进而，缺乏足够的利润就使得不在所有者情愿将工厂闲置和工人失业，从而会引起普遍的苦难和贫困。同时，凡勃伦将经济周期与信用扩张联系起来。其基本思想是：信用扩张导致企业的资本价值膨胀大大超过了物质资产的增长，进而造成明显的消费不足和价格下降，它与资本过剩的心理效应相结合就产生了经济危机;经济的萧条则带来一个清算过程，信用的减少导致资本价值的降低，较弱厂商的破产导致企业兼并和联合，从而导致行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进一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等。

在凡勃伦[8]看来，“企业家的目的是在于[微软用户11] 从他的事业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利得。(而)显然对他有利的是尽可能缩短他的收益所由获致的程序，或者换个说法是缩短他的周转时间。”那么，如何缩短周转时间呢?凡勃伦认为主要方式就在于依靠信用和资产的节约使用，而依靠信用则是主要方式。一般地，只要企业的利润率高于利息率，借钱就能够增加利润;同时，与没有使用信用的人相比，使有信用的人往往能够以更低价格出售商品。相应地，企业的竞争性赢利[微软用户12] 能力就体现在：初始资本以及以初始资本为担保的借贷资金。因此，在竞争的条件下，借贷是非常普遍和广泛的。显然，在扩大规模过程中，企业使用信贷资金就会增进自己的竞争优势，从而就会促进信用的扩张。一方面，信用的扩张使相互竞争的企业家能够抬高他们在工业中所使用的物质资本品的价格;另一方面，随着其货币价值的增加，这些资本品又成为未来信用进一步扩张的担保品，如以股票或不动产为抵押的贷的扩张具有累积性。

但同时，凡勃伦又指出，这些信用扩张对产出和利润并没有加总效应，因为诸如不能被用于工业用途的房地产等都可以成为贷款抵押，而以股票为担保的贷款更是倍加了那些处于工业生产过程的物质产品。因此，不断累积的信用扩展往往就是建立在一个并不牢固的基础之上：在抵押品的货币价值和按照预期收益计算的财产的资本化价值之间迟早会出现偏差，收益的增长无法与资本名义价值的增长保持同步。显然，随着这些资本品的获利能力与其市场名义价值之间的偏差变得日益明显，企业就开始进入清算和紧缩阶段，这伴随着信用的废除、较高的贴现率、不断下降的价格、强行拍卖、总资本的缩减以及产出的下降等，这就是经济危机时期。[2]由此可知，信用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而也是造成经济危机的重要推手。

凡勃伦认为，导致经济衰退有两大基本因素。(1)在工业经过一个时期的扩张和新资本化之后的银行家的不确定性。在商业繁荣时期，随着企业连续快速地资本化而积累起债务，导致银行家(贷款者)逐渐对企业偿付能力产生不确定性而开始回收贷款，而基本的资本结构却往往难以满足银行家的要求;这样，当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发展起来后，整个体系便被证明是不健康的，进而衰退就开始降临。(2)由新的更有效的发明和生产过程引起的技术更替。降低成本的新发明为新厂商所采用后，从而导致原厂商的旧有资产收益率降低，引起实际利润低于预期利润，甚至破产;这样，资本所有者的投资将被削减，而衰退心理将导致商业活动下降，从而开始了萧条阶段。当然，经过一个萧条阶段后，随着包袱的清理，技术的继续进步使得一些投资者在以旧投资者的损失为代价的条件下获得差别利益，经济周期也开始走出低谷;伴随着就业和新投资的增长，金融又开始扩张，从而预示了新一轮的周期。[10]

相应地，凡勃伦的经济周期也呈现出两大特征。(1)它将过度生产和过度资本化视为周期的扩张阶段，而过度生产是消费不足的结果，因而消费不足和价格下跌以及资本过剩的心理效应就成为导致持久性衰退的原因。凡勃伦[8]写道：“有了过多的商品或商品的生产资料，超过了在金钱基础上有利的限度——超过了在足以抵偿商品生产成本并留有相当利润的价格上有着实际销路的限度……困难是在于产品售出时不能获得相当的价格，从而使工厂的全力进行得到保证，或者工厂能有足够的开工比率从而获得相当利润。”(2)它认为利润率的下降将导致企业集中并产生其他形式的破坏性行为，这与马克思的分析思路一致。凡勃伦[8]写道：“企业合并，除了它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按过去投资计的收益的减退以外，它还有一个作用，对于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成本的不断降低，由此发生任何无可避免的影响，可以相当均衡地散布在合并组织所包括的整个范围内，从而避免工业进步对任何一点上特别严重的打击。”最后，凡勃伦还指控企业家试图“俘获”政府的管制措施并运用它来有计划、有组织地破坏公众利益，如卡特尔或合法的垄断等，这是斯蒂格勒的先驱。

（二）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周期的分析

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凡勃伦的经济周期理论，这里再对照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做一比较分析。庞巴维克认为，随着资本的积累和中间品的投入，社会生产将越来越迂回，效率也越来越高;米塞斯和哈耶克由此将生产的迂回程度和资本化程度定义为生产结构，从而将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应用到经济波动研究中而发展出了经济周期理论。

事实上，米塞斯承接维克塞尔的研究而将货币利率和自然利率间的差异视为经济周期的成因。米塞斯认为，信贷扩张将导致自然利率与货币存款利率之间出现差距：当货币存款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厂商会愿意投资更加迂回的生产过程;而当处于信贷扩展阶段时，由于利率不能再继续压低，一个反向运动就开始并导致一场危机。事实上，在信用经济中，如果没有金本位的约束，银行家就有压力把利率维持在低水平，以致市场利率在自然利率之下，从而不仅会引起通货膨胀，而且还会干扰资源的跨期配置。(1)就对价格和消费的影响而言。低利率会使厂商投资于时间过长、资本品过于密集的生产过程，这样，资本品的价格就会涨得比消费品价格高;同时，消费者并没有获得延迟消费的刺激，从而又会引起对消费品的过度需求。(2)就对成本和生产的影响而言。当利率低于实际资本投资回报率时，商人就会调整产品结构;在完全就业的条件下，生产结构的改变往往又会导致投入要素报酬的上升，导致真实工资和租金的上升。

米塞斯的分析为哈耶克所继承和发扬，哈耶克进一步将米塞斯的货币信用说和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说结合起来。一方面，哈耶克认为，当生产的迂回度不变时，生产结构一定;当生产的迂回度增加时，就出现了新的生产阶段，使生产的纵向结构不断扩张。同时，生产结构如何变动，往往取决于各生产阶段上的赢利情况，而赢利情况又取决于各阶段产品的成本和相对价格，因而相对价格就成为决定生产结构的最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哈耶克认为，货币变动将会对相对价格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投资者和企业家的行动，从而导致旧的均衡将被打破以及走向新的均衡。例如，如果以银行向生产者房贷的形式增加货币数量，这就会使得货币利率低于市场利率，企业家将使用资本品来替代原来的生产要素。相应地，这种行为将产生两种结果：(1)初始的充分就业状态中释放出一部分原始生产要并投入更早阶段的生产，从而使得生产阶段增加和迂回程度加深;(2)较早生产阶段利润的相对增加将刺激资本品生产，非专门资产由较晚生产阶段向较早生产阶段转移，进而引起消费品减少。[11]

因此，哈耶克将银行信用的扩张和收缩视为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根源。一方面，当银行采取信用扩张政策时，市场利率下降而低于自然利率，从而刺激资本投资以及生产资料需求的增加，资本品生产的增加和消费品生产的减少又导致资本品价格和消费品价格同时上升，并衍生出“强迫储蓄”现象;另一方面，当银行信用被迫收缩时，市场利率上升使得资本品的未来收益减少而成本上升，而货币收入的提高也引发原始生产要素向消费品转移以满足消费需求，这两者都造成了资本品市场的剧减，原先过度扩张的资本密集型部门就会出现严重亏损，原先的迂回生产方式就无法维持，从而使得生产过程出现大量的“闲置能力”。也即，经济危机是由于银行被迫停止信用扩张和人们储蓄减少造成的。一方面，萧条或资本品闲置主要是因为消费品生产抽光了使较早阶段的专门资产得以发挥作用的非专门资产，因而哈耶克的经济波动论有时称为消费过度说;另一方面，消费品生产之所以能够抽取大量的非专门资产，又源于银行不肯充分供应货币资本以支持企业家的投资，是货币资本短缺所造成的，因此，这种危机理论称为货币的投资过度说，或者资本短缺说。

最后，无论是消费过度还是投资过度，根本上都是货币量的增加。因此，奥地利学派强调，要避免经济危机，就需要保持相对价格的稳定，使得货币成为只具有交换媒介功能的“中性货币”。这里的“中性货币”不是指一般物价水平不变，而是指货币对商品的相对价格不发生作用，从而不引起相对价格的失衡，不引起生产方向的误导。一般地，要保持货币中性，往往有三个条件：(1)货币总流量一定，这涉及货币交易系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等;(2)一切价格随供求状况的变化而完全伸缩自如;(3)一切长期契约都建立在对未来价格变动正确预测的基础上。[12]同时，现代社会中的货币数量往往与银行信用有关，而商业银行之所以能够一次次扩张信用，主要是源于中央银行的支持;正因如此，奥地利学派将企业家在市场中的决策错误所引发的经济周期，归咎为政府的信用扩张及其对价格体系带来的干预。在奥地利学派看来，正是由于货币供给量因银行信用扩张而增加，企业家被吸引去进行错误的投资，在较高阶段和耐久品生产上投资过度;进而，随着原始要素以及收入和消费的上升，企业意识到在较高阶段的投资是浪费，从而将原始要素撤回到较低的生产阶段，这导致原有的“过剩产能”被清算。[13]那么，中央银行为何能够左右银行信用呢?哈耶克认为，这根本上在于政府垄断了纸币的发行权，如仅基于财政赤字一项就不能指望国家会控制货币的供给。为此，哈耶克主张实行“货币非国家化”，以私人银行发行的竞争性货币代替国家货币，创立自由货币制度，这一主张也受到大多数奥地利学派学者的继承。例如，正是囿于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张维迎就极力否定缓解经济危机的宏观经济货币政策，认为它将会阻碍企业家创新。[14]

可见，尽管凡勃伦和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学者都将经济周期与信用联系在一起，但两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不同。首先，在经济周期的根源上。奥地利学派将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归咎于货币数量波动：货币数量变动影响受相对价格制约的生产数量和方向[微软用户13] ，从而会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导致资源分配的变动，最终引发了经济危机。相反，凡勃伦将经济周期归咎于由工作本能激发的社会生产方式与掠夺本能激发的私有产权制度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不在所有者倾向于运用价格制度而非财货制造来获取优厚利润，这会导致资本价值膨胀和过度生产，导致消费不足和价格下降，最终引发了经济危机。其次，在信用变动的来源上。奥地利学派认为，信用扩张主要是国家政策和银行行为的结果而这又源于国家垄断货币的发行权;因此，货币发行和银行私人化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私人银行自身要承担过度发行货币的严重后果，从而必然会根据交易的实际需要来提供货币。相反，凡勃伦却指出，银行信用的收缩根本上源自银行家的逐利本能以及对情势发展的不确定性，资本品生产能力的限制根本上也是源自新技术带来的冲击;因此，银行和货币发行私人化根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反而会加剧这一问题。最后，在经济周期的性质上。哈耶克等人也承认市场存在噪音，正是在受到“错误的”市场信号影响下企业家重新安排生产结构，从而将企业家的预测失误视为经济周期的必要部分;但是，奥地利学派又认为这种“噪音”是次要的，而将政府政策视为引起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相脱节的根本因素，从而将经济波动视为是市场受到外来干扰的必然结果。与此不同，凡勃伦将经济波动视为市场内生的，根本上源自企业家的逐利本能以及为此提供支持的自由市场制度;进一步地，后来的加尔布雷斯则指出，生产者主权的兴起使得逐利企业家有意识地诱导人们非真实需要的奢侈性需求，并在相关产业上进行大量投资，而这些被诱导的需求则往往会因某些偶然因素而缩减，进而造成整个需求链的突然崩溃，乃至爆发出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和经济危机。

六、尾论：重申凡勃伦的二分法思维

正是基于工作和虚荣这两类本能，凡勃伦发展出二分法思维并确立了制度学派的分析基础，进而由此深刻地揭示了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对抗性。一般地，这种对抗性表现在这样三大维度上。(1)基于社会心理观，凡勃伦区分了两类个人和阶级：第一类个人和阶级的行为由剥削本能或掠夺性本能所支配，第二类个人和阶级的行为则由工作本能、父母天性和随便好奇心的发展所支配;(2)基于经济学观，凡勃伦看到了“工业”势力和“商业”势力之间存在相同的两分法，存在追求金钱和技术创新以及营销与生产之间的对抗。(3)基于社会学观，“有闲阶级”的“恪守利益”和“公道作风”与“普通人类”创新和合作特征之间也显示出相似的两分法。[2]由此，凡勃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出了批判：现代生产是社会性过程而非个人性过程，但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定律却将之看成私有的或个人的，从而就产生了一种基本的社会对抗。其中，社会产生的发展是由工作本能和好奇心驱动的，而私有产权则是由掠夺性本能所激发;显然，工作本能先于掠夺本能，并比掠夺本能更加基本，但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掠夺本能却统治着工作本能。

进而，沿着二分法思维，凡勃伦还基于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而区分了两大阶级：一是物质生产者阶级，包括工程师、技术员、科学家和工人，他们将制造物品视为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二是企业家阶级，包括老板、经理和商业推销员等，他们依靠所有权而控制工业以期获取优厚的利润。凡勃伦认为，两者之间之所以存在如此对立，主要起因于他们的生活习惯所滋生的不同思想。例如，生产者受到机器生产的训练，养成了从因果关系来观察物质和解释事实的习惯，并产生一种怀疑的、唯事实是问的、不讲道德的性质，这一切都有利于他们逐渐摆脱了过去习俗和道德标准的影响;相反，企业家往往与利害相联系，所关心的是金钱利益、权力[微软用户14] 和财产的多少，他们的许多思想也都是由过去的习俗蜕变而来。事实上，凡勃伦[7]就指出，有闲阶级会阻碍社会文化的发展，并列举了三大原因：(1)有闲阶级本身所固有的惯性;(2)有闲阶级在明显浪费和保守主义上一贯的示范作用;(3)有闲阶级本身所依据的财富与生活资料不均等分配制度所发生的间接作用。

同时，受虚荣本能的趋势以及各种“礼仪”制度的支配，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广泛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既包括通过限制产品来攫取高额利润的垄断企业组织，也包括控制劳动市场的工会等劳工组织。凡勃伦认为，这些利益集团为了使自身的收益保持在高于“普通人”挣得的“竞争”水平以上，往往都倾向于放弃效率。正是由于企业组织和有组织的劳工合起来都会破坏生产，因此，体现技术利益发展的支配力量就落到了工程师和工业管理者[微软用户15] 身上。在凡勃伦看来，只有他们才是不结盟的“普通人”，究其原因，他们很大程度上是由公共费用培训出来的，从而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企业组织和有组织的劳工将技术滥用于营利目的的做法，因而也就会起来改变金融资本主义的工业秩序。在《工程师和价格制度》一书中，凡勃伦提出，资本主义的未来应该由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组成的“技术人员委员会”来发动一场革命，从既得利益集团和不在所有者手中接管产业组织，由他们来承担重新安排生产体系的职能，让他们操纵企业以为公共商品而生产，从而实现领导社会的彻底改革。

沿着凡勃伦开创的思路，贝利和米恩斯提出了内部人控制思想，从而对股东控制现代公司理论构成了挑战。贝利和米恩斯[15]写道：“那些现代公司中投资的财产拥有者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的财富交给了公司的控制者，这样他就将自己独立的拥有者身份换成了资本报酬的接受者身份。”后期制度主义的领军者加尔布雷思指出，现代工业组织已经发生了这样几方面的变化(1)权利的转移，专业的技术知识成为决定企业成功的决定性要素，支配权力也由资本家转移到专业技术人员手中;(2)经营动机的改变，技术阶层的经营动机不再是获取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阶层成员满意的和安定的工作以及有升职加薪和提高声誉权力的机会;(3)企业组织的计划性，这包括以计划价格出售计划产品量，与其他厂商订立投入产出合约，获取政府补贴和有保证的市场等。这意味着，公司的性质和运用目标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例如，多德指出，现代公司已经成了一种公共的机构，而不是股东们的私人财产，因而也有一种社会责任，也应该为社会做爱心奉献;公司企业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它和社会成员的互动能够创造纯粹的市场交易无法带来的收益。[16]这样，利益相关者社会观的企业理论就逐渐兴起了。

不幸的是，随着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将经济学者的兴趣从微观行为转向宏观政策，治标的财政货币政策而非治本的社会制度改革更容易获得当政者的青睐，匆忙拼凑出的应时政策也缺乏有效的可操作的方案，很多制度主义者也转向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而就导致美国制度主义迅速衰落。只有少数学者继续继承和发展了凡勃伦开创的分析思维，延续了制度主义的学术薪火，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艾尔斯。艾尔斯在“凡勃伦二分法”的基础上构建了更为系统的技术-礼仪分析范式：社会由仪式体系和工具体系构成，其中，仪式体系源于迷信、物质以及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从而是保守的和阻碍性的;相反，工具体系则是人类实用主义特征的体现，追求人类生命的延续和社会质量的提高，从而是进步的。在仪式体系和工具体系的基础上，艾尔斯还进一步界分了价格经济和工业经济：价格经济是价格价值的源泉，工业经济则是工具价值的源泉;其中，工具价值是更基本的价值。这种价值决定于科学和技术，产生于工业经济或技术过程。艾尔斯强调，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可能回避人对价值问题的关注;人也不是靠模仿经济人的行为来谋生的，而是通过操纵工具和机器、运用知识和技能来谋生的。为此，艾尔斯将经济学视为追求实现工具价值的价值科学。自此，“凡勃伦-艾尔斯传统”就成为制度主义的主流。[17]

参考文献：

[1]朱富强.企业家精神能否带来有效市场:奥地利学派企业家才能观的考察[J].社会科学研究,2017,(2):1-13.

[2]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M].颜鹏飞总译校,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270.

[3]维塞尔.社会经济学[M].张旭昆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47.

[4]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制度转向及其制度不及:兼论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思维及其范式缺陷[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4):178-187.

[5]朱富强.制度研究范式的逻辑基础:对象界分和分析思维[J].公共行政评论，2011,(4):23-49.

[6]朱富强.制度研究范式之整体框架思维:主要内容和现实分析[J].人文杂志，2015,(10):44-53.

[7]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39.

[8]凡勃伦.企业论[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8-19.

[9]克莱因.资本家与企业家[M].古兴志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33.

[10]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M].姚开建译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56-357.

[11]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M].余晖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569-592.

[12]张旭昆.西洋经济思想史新编——从汉穆拉比到凯恩斯[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136.

[13]罗斯巴德.人,经济与国家(下册)[M].董子云,李松和杨震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921.

[14]张维迎.从套利到创新: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J].比较,2017,(2).

[15]Berle A. & Means G.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M].New York: Macmillan, 1932. 3.

[16]Dodd S. For Whom are Corporate Managers Trustees[J].Havard Law Review, 1932, (45):1145-1163.

[17]张林.新制度主义[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6.6.

【本文原载《财经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原标题是《认识企业家在现代经济中的破坏性：凡勃伦的二分法思维对奥地利学派信条的审视》，作者授权察网发布。朱富强，察网专栏学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