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既没有社会主义的公平公正的精神，也没有资本主义的职业专业精神，充斥中国的只有一种精神，这就是投机精神。张维迎把投机精神说成是企业家精神，他不但强奸了熊彼特，把韦伯也强奸的不轻。中国和美国博弈，需要这两种精神的支撑。好消息是，经过这一轮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大多数人已经认清了柳传志和任正飞的区别，也就是认清了投机商和企业家的区别。

目前在中国，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这两种思潮都存在，民粹主义思潮主要存在于底层民众之中，精英主义思潮则主要存在于社会中上层。两者相比，当前，精英主义思潮对社会发展的危害更大一些。因此，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既要反对民粹主义，更要反对精英主义。

毛泽东和雷锋，虽然是领袖和士兵的关系，但是他们心灵有一种共鸣，他们是知音！他们的沟通的共鸣在于哲学层面，在于对于人的深度把握，在于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深刻领悟。也可以说，雷锋因为读通了毛泽东的着作，他领悟了毛泽东的哲学，成了毛泽东的知音。而毛泽东在读雷锋的日记时，发现毛泽东这个小战士是自己的知音，是自己为理想而奋斗的真正的同志，毛泽东在内心深处，他是多么喜欢、欣赏雷锋啊！

中国的某些企业家们真的很有趣，我来总结一下：某些老板们高呼自由化、民主化，自己却在公司里当土皇帝，玩独裁一言堂。某些老板们希望消费者都有钱买他们家的产品，天天喊着“消费升级”，却不肯给自己的员工涨工资。某些老板们希望社会上年轻劳动力充沛，源源不断，却不肯轻易放自家的员工结婚生子。某些老板天天喊着追求财富无罪、想要发财光荣，却总想着让自家员工老老实实无私奉献、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某些老板们希望自己家的员工一个个都是精兵猛将、专业人士、以一当十，但老板们也会说：“公司不是让你来学习的！”

逐利的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往往会采取不同行为方式，有的促进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有的则破坏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相应地，基于不同维度就可以将企业家区分为生产性企业家和非生产性企业家，或者创新型企业家和破坏型企业家，或者工程师型企业家和商人型企业家，等等。同时，生产性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不仅是指技术和产品的创新，而且也包括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传播，因为两者都有利于生产力的提升。因此，为了防止技术创新和传播之间潜含的搭便车问题，就需要建立一整套社会制度以促成各类生产性企业家之间的分工合作。

马祖卡托的着作雄辩地说明，美国是一个在创新领域中政府干预最多的国家，正是国家而非私人风险资本才是技术创新的真正开拓者，美国政府并非只是一个局限于纠正市场失灵的“有限政府”。在对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马祖卡托从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出发，针对产业政策或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纲领：首先，国家可以在生产和创新中发挥企业家、风险承担者和市场创造者的“企业家型国家”的重要作用。其次，国家可以像投资人那样，通过下注于多样化的“投资组合”挑选赢家。最后，通过新的制度改革解决技术创新中“风险社会化而收益私人化”的机制失调问题，探索一种替代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积累体制。美国“企业家型国家”的真相再次证明了我们在多年前就已经提出的经济政策制定的格言：“按美国所做的去做而非按美国所说的去做”，但在我国，“企业家型国家”只有建立在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国家致富新原则之上，才能取得成功。

基于工作本能和虚荣本能，凡勃伦区分了两类社会制度：(1)动态的社会技术制度，它塑造了由工程师、科学家等组成的生产者阶级;(2)特定产权的礼仪制度，它塑造了由董事、经理等组成的企业家阶级。同时，机器化生产改变了企业形态和企业家行为：(1)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出现了无主所有制;(2)生产与金融相分离，产生了商业和工业的分离和对立。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就出现了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之间的矛盾，现代企业经营主要通过运用价格制度而非财货制造获取优厚利润。很大程度上，正是企业家阶级的逐利行为造成了银行信用的收缩，最终引发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由此，就需要重新界定企业家的内涵和作用：由虚荣本能驱动的企业家往往不是生产者而是投机者，不是技术革新者而是利润攫取者，其逐利行为往往对社会发展产生破坏性而非创造性作用。进而，基于美国制度学派的二分法思维，我们就可全面地审视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和企业家才能理论。

儒商内心坚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和“君子爱财用之有道”的原则。因此成为他们内心强大的道德自律原则。这种自律不是理性人的“法无禁止皆可为”，而是“道德禁止皆不可为”，即凡是被社会公序良俗，道德良知所禁止的事，即使暴利当前，也绝不因恶小为之。与此等值的原则就是“德无禁止方可为”，即凡是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有利益的事都努力去做，不以善小而不为。“德无禁止方可为”——这就是儒商内心强大的道德命令。

尽管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确实有赖于自由的市场价格和创新的企业家，但我们必须对现实市场中的价格特性和“企业家”角色进行反思，通过批判和监督来促进价格机制的完善和企业家的成长，而不是基于狭隘的理论为现实世界的价格和“企业家”活动进行辩护和鼓吹。

简单而机械地承袭现代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和企业家理论，根本无法解决本章所提出的问题，如无法甄别不同利润的性质，无法区分不同市场行为的作用，不能理解市场的非效率存在，不能理解市场的剧烈波动，从而也就不能正视市场机制内含的问题。

希望我们的媒体不要动不动就喊“别让曹德旺跑了！”我们的政府不要动不动就向企业抽税加赋，我们需要改革的是庞大的政府机构，我们需要打压的是高烧不退的房地产市场，我们需要打击的是那些在资本市场上为非作歹、兴风作浪的利益集团，我们不能让默默办实业、默默搞慈善，以实业报国、以制造业兴邦的企业家心灰意冷，出走它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