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刨去物价上涨因素，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得到大幅提升，虽然贫富差距仍在扩大，但近几年来党和政府精准扶贫的力度也是空前的，成绩有目共睹，为什么有些人非要通过贬低过去来浮夸现在的成绩呢？

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主要依靠非公有制经济和缺乏规制的自由市场不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即使建立了比较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差距明显缩小了，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仍然会非常突出。1970年代以来至今，七国集团在自由化中收入分配状况下行就证明了这后一点。这个意思，邓小平也多次说过。所以，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要排除干扰，认真研究和解决一下所有制构成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在宏观上表现为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在微观上表现为收入差距扩大和分配不公。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包括体制机制制约、劳资关系力量对比失衡、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居民资源禀赋差异等。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应该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顶层设计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通过生产力均衡发展解决城乡居民之间和地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通过户籍制度、税收制度、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村土地制度的调整逐渐形成良好的收入分配关系，通过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逐步解决收入不公平问题。

美国经济垄断程度上升也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平等。纯利润越高,工人获得的产出份额越少,而资本家获得的收益则越多。由于收入较高人群的资本利得占收入比例较高,而收入低的人一般没有金融资产,这种机制会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

研究科研工作者的学者表示，科学家工资数据存在缺乏，使得人们难以全面了解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和起因。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Richard Freeman表示，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将有才华的年轻人推离科研界的程度。《自然》杂志2016年的工资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在3600名调查对象中，一半以上表示他们为进入科研界而放弃了优厚的工资，将近20%的人不建议学生从事科研工作。

7月23日在成都举行的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就各国税收政策、税制建设等方面展开讨论。在提到税收包容性时，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称，更为有效的应该改革所得税制，改革房地产税制，这才能更好地解决包容性，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由于收入分配不均导致消费不足，所以解决收入分配不均也就变成了一个经济增长政策。

繁华自由、光芒四射是真实的宋代，暗黑恐怖、积贫积弱也是真实的宋代，正是这样一个矛盾的复合体，绵延了316年之久，在中国自秦统一之后的大王朝中仅次于两汉排在第二，在战争中立国，也在战争中亡国。纵看宋代的兴衰，与今日的“中等收入陷阱”非常类似。

任何行业的资本输出都需要作通盘而有效的规划，要防止资本输出对本国相关行业的影响，要避免对本国行业和经济的冲击和瓦解;同时，要确保本国行业拥有相对优势，这包括技术领先和高附加值垄断。这方面日本和美国等已经提供了鲜明的经验和教训。

据调查，美国从2000年到2014年，普通医生、律师、教师、工程师、科学家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而公司高管等收入金字塔顶尖群体收入增加了3倍。1965年，最大350家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是员工平均工资的20倍，1989年和2012年，收入差距分别扩大到58倍和273倍，对比可谓触目惊心。

随着全球化的扩张和市场空间的压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正在深化，其前景越来越不明确。与此同时，缓和阶级冲突、熨平社会矛盾的“溢出效应”，也在逐渐趋于衰减。这种衰减，不仅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危机的恶性加剧，也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越来越值得怀疑。

专家分析认为，拉美的主要“病灶”，是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内生动力不足;对教育重视不够，创新能力匮乏;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失衡，贫富差距大，社会矛盾尖锐。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美国人在保证机会平等方面是失败的。由此可见，机会不平等、市场竞争不充分是引发收入不平衡问题的主要原因。

否定“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并不等于否定问题的存在。对于中国现存的几大问题，我们还是要逐步解决的。但是有人断言，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51%，这就过于武断了，也过于没有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