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闹剧迭出，引发了全世界对西式民主的怀疑和反思。事实上，近年来，在有关西式民主的学术着作及新闻评论中，“衰退”“衰落”“退却”“崩溃”“失败”等词充斥其中。为了缓解西式民主当前的困境，西方国家也会对现有政治体制作出适当调整。但是，受资产阶级政党自身阶级属性所限，无论作出任何调整，西式民主注定是为少数有产者的利益服务的。

10月25日消息，国庆假期后，第二场裁员风波正在加多宝集团内部悄悄蔓延，继底层工厂的大幅裁员后，加多宝集团开始从中层的职能部门“开刀”。即使是跟随加多宝从广州建厂到北京总部成立的十多年老员工，在第二波裁员中也未能幸免。

近代以来，由于历史和地缘的特殊性，香港人的政治身份认同始终未能从摇摆和徘徊中稳定下来。这既缘自于香港人的避难者和受害者心理，也与回归之后香港与内地关系的持续变化有关。

多元主义民主理论作为上个世纪后半期得以兴起的一种理论，继承了历史上西方各种民主理论的思想。其理论的中心是所谓的 “多重少数人的统治”的民主模式。在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话语中，社会组织是一个关键词汇。然而，多元主义民主理论试图从组织这一核心话语，来发展民主理论这一尝试，也使其自身陷入了难以避免的困境当中。

陶东风把“土地被强占、房屋被强拆、孩子不能入户上学等等问题”的责任归咎于社会和政府，对于这些问题，政府和社会确实是有一定的责任，但主要责任应该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制度造成的。竭力掩盖资本的罪恶，只是欲盖弥彰。

冷战后,苏联东欧国家民主化、北非中东国家“阿拉伯之春”、美国政治极化代表了民主所面临的三种不同类型的问题与危机:民主与民主化、民主化与民主巩固、民主体制与现代治理。民主是一种目标,民主化是向这个目标转变的过程,民主巩固需要国家建构先于民主体制建构。

通过从历史与现实意义上的梳理，“特朗普现象”的面目更为清晰地显现出来：即一种由于当前美国多层次民怨直接导致的、带有强烈“反智主义”与“偏执风格”的“本土主义”倾向，并得到了制度、政党、媒体以及个人特质等综合因素的强化。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土地是农业生产的载体，正确处理好农村土地问题，是事关中国改革成败，实现中国梦的大事。山西省代县民间学者何平在《有关土地政策致顶层设计的建议》一文中提出：必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必须尊重农民的经营自主权。我认为这两个必须是解决目前我国三农困局的一把钥匙。

这就是我在缅甸、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看到的事实，入侵、殖民和文化遭遇已经成为当地国家、民族、族群、文化建构的时间标尺和空间标记，他们正是在被殖民和被入侵的过程中建构了一种“国家感”和“族群感”。

一方面是强大的战斗民族，一方面是虚弱的国民经济，俄罗斯在战略上就是这样地空前尴尬。俄罗斯的经济不如前苏联是不争的事实，这说明，俄罗斯式的市场经济十分糟糕，其中，有两个致命软肋值得中国警惕：国民经济与资本主义国际市场捆绑，以及缺乏抗击西方制裁的强大功能。

台湾本届选举投票率创历史新低，只有66.27%，换句话说，蔡英文的直接支持率约为台湾总投票人口的三成六，这就是民主的胜利？蔡英文面临高达24.6兆台币的政府公债和隐藏性负务，继续收刮穷人、投靠美日就能解决？

曾几何时，粮食是自产自销的，曾经对解决十亿人口吃饭的问题，是执政党引以为骄傲的事情，可是到了今天，耕地红线不知道守住也没，但有一条可以证明的是，这几年来，中国靠粮食进口，依赖程度已经达到百分之三十左右，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辱骂、亵渎英雄问题虽有主流媒体发表一些文章予以政治道义批评谴责，但并未形成良好完善常规长效法律机制规制此类事件，目前及今后遇此类问题仍显英雄保护的法律尴尬与困境。

近年来，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西方国家政治、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极化”特征，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西方代议制民主无力解决这一难题，陷入重重困境。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难怪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会发出“美国民主已死”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