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真正有着大局观的人，一个纯粹无私的人，为了伟大的事业，为了革命的胜利，他明白怎么做可以对国家、对事业更有利。所以，他可以放弃权力，可以转而推举他一生最好搭档，作为这个事业的核心。他从国家和革命事业全局的利益出发，甘愿把自己放在“配角”的位置，而他内心确实钦佩主席，希望让主席像太阳一样，去发出他耀眼的光芒，而他站在光芒背后，默默实现他们共同的理想。他们互相信赖，互相支持，携手奋斗了半个世纪。

周总理身处高位，心是和人民连在一起的。在工厂、在农村到处都留下总理的身影。每次大的自然灾害发生，总理都是亲临第一线指挥救灾，安慰群众。总理是亲民的，他的朋友不是富豪明星，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线劳模。他的家宴请的是邢燕子、吴桂贤这样来自基层的群众。和周总理握手的有时传祥那样的掏粪工人。

我们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时，千万不要忘记改革开放的另一位奠基人，这就是周恩来。如果没有当年周恩来与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没有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打开外交局面，也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没有周恩来解放并使用了大批懂经济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特别是促成了邓小平同志的复出，更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吃水不忘掘井人，人民不仅仅是原谅周恩来，人民更是发自内心感谢周恩来！

在国外对我国进行先进技术严密封锁的形势下，中国科学院、军队、高等院校和企业的科技人员用双手做出上千台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计算机，完成了许多国家急需的高难度课题，其中包括“两弹一星”和经济统计、石油、电信、铁道、钢铁、造船、水利等许多涉及国民经济的重大课题，还培养了十余万人的计算机研究与应用的人才队伍。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周恩来制定的“紧急措施”是分不开的。

四五事件时，有人攻击和指责毛泽东不参加周恩来追悼会，实在是居心不良、唯恐天下不乱了，如果是不知情而被利用的话，看到年谱上毛泽东健康情况的记载，以及毛泽东在周恩来去世时的真情流露，也应该扪心有愧了。

这样一位无私地忠于知识和信仰的知识分子，一位头脑冷静，思维缜密，见识宽广的司令员，一位生活简朴，待人宽厚的领袖对于蒋介石来说也许是一种威胁，但对于人民来说，绝对是一种幸运。

当代表团一行来到毛岸英烈士墓前时，周恩来面带悲情，静默良久。毛泽东为了中朝两国的共同事业，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朝鲜前线，儿子牺牲时连尸骨都未见上一面，甚至今后也不可能有机会来为儿子扫墓。右臂有伤的周恩来用他的左手抚摸着毛岸英的墓碑，像当年亲昵地抚摸岸英的肩膀一样，两眼凝视墓冢，哽咽无语，思绪万端。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中国的大幸，中国出了个周恩来也是中国的大幸。中国在二十世纪这个阶段，有了毛泽东、周恩来这两位杰出人物的携手合作，那是中国人民大幸之中的大幸！

1971年7月中美北京密谈的主要目的是筹备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及就包括台湾在内的双边、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中国领导人在会谈之初订立“互惠”原则，迫使美方为实现总统访华而必须在台湾问题上作明确表态。美方在先军事后政治的“两步走”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遭到中方否决后，又试图以“日本军国主义复兴”相威胁，实现延长在台驻军、维持美台军事防御关系的目的。但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以高超的外交智慧，最终迫使美方进一步作出反对日本军事实力进驻台湾、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承诺。

当年周恩来曾委派我父亲杨培新打入重庆《商务日报》，利用国民党政学系官员与孔宋四大家族的矛盾，掌握孔宋四大家族操控财政、金融并营私舞弊的证据，集中火力揭露孔宋四大家族牟取暴利的强取豪夺，成功争取到众多民营企业家向党靠拢，如民生航运的卢作孚、着名化工企业家范旭东、李柱尘等，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并维护了抗战统一战线。当年周恩来委派助手鲁明同我父亲单线联系，这一党的宝贵历史经验鲜为人知。

周恩来与朱德，都是留过洋，受过正宗马克思主义熏陶的共产党人，他们和王明之流的区别在于，没有一味食洋不化。他们在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中，亲身感受到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的真理性，从而自觉以服从真理为己任，心悦诚服地拥戴毛泽东为自己的导师，革命的领袖。周恩来与朱德，并不是跟着毛泽东这个人走，而是跟着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走。共产党人，共产党的队伍是跟着马克思主义真理走的。当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着中国的真理，周恩来朱德理所当然要沿着毛泽东的路线走。

今天中日关系的低潮，还有日本右翼的泛滥，钓鱼岛问题等，中国方面的立场仍然还是以1972年的联合声明为基准。最大的变化就是在这个联合声明以后，中国国力日益强盛。而日本逐渐偏离了这个联合声明的精神，这也可以说是造成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有些日本人在看到中国崛起，嫉妒焦躁之情难以抑制，因而指责中国人忘恩负义。这不更能说明了毛泽东、周恩来当年的政治判断和战略眼光的正确吗？

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探讨和促进它们相互的和共同的利益，并建立和增进友好和睦关系”。就中非关系而言，这次会议是一座里程碑，它的意义在于：为中非国家领导人之间，“提供了难得的相互接触的机会”，这种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使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建立了初步的相互了解”，为中国建立和加强同若干非洲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了条件，开启了中非关系的大门。在铸就这座里程碑的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心里感谢胡宗南，他使周恩来“下的闲棋，布的冷子”逐步由闲变忙，由冷变热，使我有幸参加“如此出人意料”的“历史事变”。经过两次惨败，盛文建议放弃延安。胡宗南认为这一步走得太远，对国内外观瞻影响太大，蒋介石不会同意。经反复商量，胡宗南筹划了一个方案，他想在5月初去南京当面向蒋介石提出这一方案。我仍通过潘裕然转信，告以胡宗南企图不再分兵出击，而想龟缩延安，并简告当前胡宗南动向。

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课题。在党的历史上，尤其是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不断受到形形色色官僚主义的侵扰，以至多次明确提出将“反对官僚主义”作为某个时期的主要任务，足见官僚主义问题不可等闲视之。到底有哪些“官架子”，如何才能真正“去掉官架子，建立新风气”?借“跃进号”遇难事件等一系列由于官僚主义作风导致的事故，周恩来对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这是周恩来作《反对官僚主义》这篇讲话的直接导因。

周恩来的大局观，贯穿于他奋斗的一生中。周恩来的事例可以说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关于增强大局意识的要求，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时时体现在人们对大事的观察，对事务的处理，对生活的态度中。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担任什么职务，拥有多大权力，都应该学习周恩来的优秀品格，自觉在大局下想问题，做工作，真正把党中央关于增强大局意识的要求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