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保密的政治工作是艰难的。在立法者中，可能有很多要求被压抑以获得更大程度的保密，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定会后悔仅仅为了避免负面宣传的冲击或一个有权势的捐赠者的愤怒而投了某些票。但是，反对透明度的政治家可能会被视为在隐瞒些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最好由民间社会团体来领导这项工作。然而，就目前而言，现状依然存在，国会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恢复保密。通常阻碍大胆政策提议的是对未知的恐惧：潜在的不利因素往往比潜在的有利因素更为突出，而最安全的做法是什么也不做。但就降低透明度而言，最终的结果并非未知。这是对开国元勋们设想的一种制度的回归，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种制度的作用远远好于取代它的制度。

周恩来注重保密工作，但从不搞神秘化，而是实事求是。有一位公安部门的负责人，每次给周恩来报送材料的信封上都写上“亲启”“特急”“绝密”。有一次他启封阅看后笑着对秘书说：“这位同志亲自写报告、写信封是好的，字也写得十分工整用心，但每次都注上‘特急’、‘绝密’也没必要。如果没有轻重缓急，都是急事也就不急了，都是绝密也就没密了。”

说话，是人们交流的需要。春节假期，若人人都沉默不言，我们的假期便会失去温度和热情。可是，不辨场合，失去自控，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将自己掌握的国家秘密和重要信息当做谈资讲出来，就是“拱手送密”，就真成了“义务情报员”。因此，“温馨提示大家：阖家团圆之时，请勿忘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