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看，有的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农业发展跟不上，农村发展跟不上，农产品供应不足，不能有效吸纳农村劳动力，大量失业农民涌向城市贫民窟，乡村和乡村经济走向凋敝，工业化和城镇化走入困境，甚至造成社会动荡，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里面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领导体制和国家治理体制问题。

城市土地全民所有制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使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调节手段始终掌握在国家的手中，使国家主导工业化进程成为可能，这是中国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绝对不能变，不仅是考虑农村社会稳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独特优势的问题。长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土地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这种纵贯改革前后的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互为表里的发展模式，是构建中国作为大国的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所在。有学者说，农村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总后方和中国社会矛盾的蓄水池，这只说对了一半。建国以来，农村始终是进攻性的战略手段，而不仅是防守性的后方。正如同在抗战过程中，中国广阔的国土空间成为对敌斗争的关键武器，即“空间的武器化”，事实上，农村本身就是重要的政策工具，在新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农村也被“武器化”了。我们都知道，政策的制定与理论研究有很大不同，政策必然是政策体系和“政策丛”，必须要在利近害远和利远害近、在总体与局部各方面做出权衡和选择，这总会有成本、有代价。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的方法论、列宁和毛泽东的合作化思想、邓小平的“第二次飞跃”论、习近平关于壮大集体经济的论述，都为新时代发展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指导。这些理论的有机结合和实际运用，可以在实践中防止瓦解集体经济的私有化倾向，确保新时代农业农村改革始终保持在社会主义轨道上。主要阐述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是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方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基石，坚持自愿互利、注重示范效应是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原则，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关键。

毛主席这封信反映着人民领袖的人民立场，充满着人民领袖始终与人民心连心的深厚情怀。养猪，在普通人和一般领导干部看来不过是小事情，在国计民生大事情中无足轻重，而总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看问题、想问题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却高瞻远瞩，见微知着，确立了养猪积肥的农业发展战略地位，不仅把养猪与发展农业提高粮食产量、与生产制作有机肥料发展生态农业、落实农业八字宪法紧密联系起来，赋予其和粮食一样重要的地位，而且将此作为党领导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抓手，作为开掘人民群众智慧改善农业发展环境的途径。我们可以从毛主席去世后过度使用化肥，土地缺乏营养， 粮食在国际上缺少竞争力，还可以从任由市场来调节养猪业，猪肉吃不出香的味道和居高不下的价格等无可辩驳的事实，体悟到毛主席重视养猪造肥的伟大。

塘约的集体化道路为中国广大农村提供了示范，具有不可估量的推广价值。中国农村还广泛存在着诸多类似塘约村集体化改革前存在的由于小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矛盾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因此，要在更大范围内解决小生产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实现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中国完成第二次飞跃，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参考和借鉴塘约的集体化改革。另外，在坚持集体化发展方向这个根本原则的同时，各个村庄应当依照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地否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意义，对于具体的村庄，应当因地制宜地充分灵活运用各种经济组织形式。

第一年秋天，“老少组”平均亩产高达150斤，而“好汉组”则只有120斤。到1949年，“老少组”又创出了平均亩产169斤的新纪录。于是，一些农户退出了“好汉组”，加入了“老少组”。到1948年，“老少组”扩展到29户。到1949年冬天，“老少组”扩展到了49户，占了全村户数的70%。同时，“老少组”也从忙时互助的临时互助组发展成为长年互助组。后来，陈永贵被选为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大寨村民改土造田，抵御自然灾害，把穷山恶水的穷山沟建成了稳产高产的良田，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迄今，在全国各地，许多在“学大寨”过程中修建的水利工程，仍然在发挥着作用。

可以用四句话总结国企对中国工业化的贡献：推动中国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推动中国从短缺经济过渡到过剩经济，助力中国从工业国转型为工业大国，控制经济命脉，主导经济发展，助力中国迈向工业强国。

该书对于中国农业转型的启发在于，农业资本化与工业资本化路径不同，受自然条件的客观限制，农业的资本化并不一定伴随着土地流转和规模化，资本可以通过对农业不同环节的改造、重组，从农业中占取剩余，形成资本积累。与该书的结论一致，当下关于中国农业转型的争论中，其中一种观点也是认为小规模家庭农业会继续存在，持这一看法的学者尤其强调中国小农家庭“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不过，随着农业生产中的不同环节不断被占取，小生产者的劳动剩余不断被让渡，“半工半耕”模式下，小农生计被挤压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此外，在高度的市场竞争下，农业上、下游资本也被迫也卷入到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中，超越出占取主义/替代主义逻辑，也值得进一步关注。

在全世界，在整个第三世界国家因绿色革命的冲击，受三农危机肆虐的年代，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却在不断向好。许多西方学者到中国来，看到中国的发展，把中国看做是第三世界的样板，人类的希望。

作为一个普通农民，高兆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减轻农业带来的污染。他期待能聚集更多有情怀的生态人，共同做一点对地球环境、人类健康有意义的事情。

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理论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小农体制下的中国农业根本没有出路。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走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化现代化道路。这是党领导的必由之路!建设社会主义集体化现代化的农业经济体制，是一项刻不容缓必须尽快实施的伟大工程。如同党支部建在连上，党组织必须重新建在农业集体经济组织里，党团员带头起模范带头作用，实施民主集中制，领导农民去实现农业集体化现代化。农业集体化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中国农民的承诺。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二零一二年度，领取美国政府十五个食品补助计划之一美国人口达到一亿零一百万，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二零一二年度美国政府花在食品补贴上的费用是一千一百四十亿美元。占美国三分之一的人口需要政府的救济粮生存，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的农业危机。

农民是弱势群体，如何通过立法保证农民的主体性与权益，就变得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中央一再强调振兴乡村的过程中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我在调研中发现，即使在浙江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如何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壮大新形式的集体经济，也是一个挑战。

有条件的地方还应加快农村养老基础设施、养老福利机构的建设，鼓励地方发展公办养老事业，适度发展私营改善型、消费型养老机构，吸引城市人下乡养老，加强政府监管，为农村老人幸福安康提供最基本的兜底性保障。中国“三农”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决农业“找出路”、农村“要致富”、农民“留得住”问题，也绝非一日之功。然而，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行业，让农村变成富裕繁荣之地，让农民安居乐业，这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目标所在、期望所在！

推进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是当前我国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的政策目标。不同经营方式的差异源于在公有土地上达成的地权合约差异，农业劳动监督难题是影响农业经营效率的关键因素，任何一种合约形式都是基于具体约束条件的权宜性选择。比较国有农场与农村的经营状况发现，分散化的家庭经营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最理想的经营形式，解决“一家一户办不好和不好办”的公共生产环节问题，是改善家庭经营的关键。农业劳动监督成本可通过技术改进和特定合约安排来降低，成功建立起经营组织内部激励机制之后，组织化经营方式也可以作为备选项。土地公有制为不同地权合约安排提供制度空间，可调整的土地产权制度，为我国农业经营方式朝着更高效率的方向演进提供条件。

据舒同讲，主席对着到会的省委书记一个个地问，为什么这样严重的问题(指“共产风”、“浮夸风”)不向中央报告?会议期间各省正在遵照中央《党内通信》召开六级干部会。一天接到几个电报，都是汇报各地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毛主席隔几个小时就有一个批示，指出一些做法对不对。毛主席通宵达旦地工作，作出批示有的是在凌晨2点，有的是在凌晨5点。会议中间，要求刮“共产风”上缴的财物全部退赔。一定要退回去，各省必须开退赔的六级(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干部会。毛主席抓得可紧了。当时有些干部也认识到错了，但希望不算旧账，不退赔。毛主席坚决不同意，严厉批评这种错误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