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上历来观点对立，或将对私有制企业和市场经济的批评与对公有制企业和计划经济的称赞结合起来，或采取完全相反的评价，强调公有制企业的低效和各种中央计划的失败。与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不同，我们通过理论创新发现，在否定权力道德化的前提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效率与公平兼得。相反，资本天性逐利，生产资料私有制难以效率与公平兼得。

吴敬琏所提出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其观点的实质是主张彻底私有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化，其反垄断、反政府干预、反腐败、反权贵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等主张，其实质也是倡导私有化。吴敬琏否定公有制的现实合理性，提出了大约10个依据，这些依据实际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吴敬琏、马国川政治改革主张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党和国家等上层建筑掌握生产资料即主张取消国有企业，其“宪政”、“法制的市场经济”、“反专政”等主张的要旨在于去党化，并排除人民直接民主，其论证混淆了“公有制”与“存在某些弊端的某种公有制经济管理方式”的区别，曲解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的理论。

吴敬琏的“竞争性市场体制”源自于逻辑的“美欧模式”，而非美欧社会中实际存在的“美欧模式”。其主张基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私有化，以及巩固和发展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垄断地位来构建现代“竞争性市场体制”这种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西方跨国垄断公司的强大控制力下，客观上只能是形成一种依附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我们既不能走这种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只能走公有制主体型和国家调控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一切历史争论都服务于现实利益。吴敬琏批判他杜撰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模式”也是这样的。因为，有充分的文献资料显示，在吴敬琏扭曲的“社会主义模式论”背后，接踵而至的，就是他开始全面歪曲中国“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后30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取向。而他的政策性建议则是：中国应当在“普世价值”旗帜下，全面建立私人自由企业制度、自由市场和宪政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欧美模式”。

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主要依靠非公有制经济和缺乏规制的自由市场不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即使建立了比较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差距明显缩小了，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仍然会非常突出。1970年代以来至今，七国集团在自由化中收入分配状况下行就证明了这后一点。这个意思，邓小平也多次说过。所以，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要排除干扰，认真研究和解决一下所有制构成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吴敬琏编造出一个吹捧资本主义私人企业“有利于改善收入结构”的观点，却不能举出有关经济统计数据或事例，来支持自己的市场经济下民营企业（主流经济学家用“市场经济”、“民营企业”等字眼掩盖资本主义实质）“有利于改善收入结构”的观点；甚至不能用简单道理说明,私有企业是如何“有利于改善收入结构”；更不能说明私有企业到底是改善某小部分人的收入，还是改善企业绝大多数人的收入。

在吴敬琏那儿，从来不存在什么“英特耐雄纳尔”，从来不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有的只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因此，我们不得不提醒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得不提醒我们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在面对吴敬琏为中国改革所开出的药方时，一定不要忘记辩证地分析其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上的表现，一定不要忘记摒弃其唯心史观遗毒，一定要深思熟虑审慎地接受他的意见。

痛定思痛，与韩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相比，80年代以来，中国向芯片行业的投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而且随着芯片行业技术和规模的扩张，后面赶超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当然，政府投资规模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战略是否到位，政府投资的钱是否用到了胡伟武、倪光南这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科学家和企业家身上，还是用在一些资本投机家、买办资本家乃至汉芯之类的骗子们的身上，也是决定未来中国芯片行业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问题。

吴敬琏们哭天抢厉声诟骂什么“国进民退”，就是要在言论上为私有经济挑战国有经济、私有制取代公有制做舆论准备，做开路先锋。是否违宪，是否与执政党的历史使命针锋相对，甚至于能不能被宣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对照《宪法》，对照《共产党宣言》好好研究研究?周新城教授什么时候站出来为公有制/国有经济发声，只看吴敬琏们的勾当是不是逾越了《宪法》定下的界限！只因为发声力挺公有制、国有经济，你就要诬良为盗，反咬一口了？

在吴敬琏那儿，从来不存在什么“英特耐雄纳尔”，从来不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有的只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因此，我们不得不提醒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得不提醒我们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在面对吴敬琏为中国改革所开出的药方时，一定不要忘记辩证地分析其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上的表现，一定不要忘记摒弃其唯心史观遗毒，一定要深思熟虑审慎地接受他的意见。

张维迎教授有个着名的比喻：“吐痰论”。其灵感来自饭馆里的一种乞讨行为：好好一桌酒席，被乞丐吐了口痰，败兴的客人离席而去，乞丐便成了接收大员。仅仅用这个精辟的比喻，就干净彻底地揭示了改革的内在规律和逻辑：让少数人充分地享用原本属于多数人的份额。“吐痰论”这个比喻还精辟指出改革的要点是：如何让多数人自动地放弃自己的份额而不是拒不放弃。

今天什么东西对中国最致命，那些给中国开出最致命的药方的人，就是美国的带路党。今天的中国，有两个事儿最致命，一个是国企私有化，动摇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一个是民主宪政的普适价值，搞多党选举，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所以，凡是鼓吹国企私有化、鼓吹民主宪政的都是带路党。前面所例举的两条评判带路党的标准中，吴敬链是两条都符合。

吴敬琏这个人不简单，改革开放以来，被主流媒体和舆论塑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我的天，这可不得了，一个人居然成了学界的良心。跟苏联那个着名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被誉为俄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正是像他这样的文人摧毁了苏联，而后又在苏联的尸体旁哀嚎和忏悔。

中国经济毁于中国的经济学家。准确说，几乎毁了中国改革；导致今天改革之路越走越难，越搞越乱之总恶根一一就是源于大师们鼓吹引入中国近30年的新自由主义。我多年来一直反对厉大师、吴大师鼓吹的这一套拜市场宗教一一市场绝对主义的拜物教。

吴先生把新自由主义奉为圭臬,提出了“消除国有企业”等套搬西方模式的主张，包括全盘否定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以贯之性质的观点，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具有不可小觑的消极作用，很值得商榷。

吴敬琏定义顾准是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我认为是对他的侮辱、是割断历史和歪曲历史，很令我不齿。以不尊重历史、不尊重事实为开端的任何人，都是没有逻辑可言的。我反复阅读吴敬琏的纪念文章，却总是找不出真正的脉络来，原因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