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问题上，我们也应该把所有制放到首位。市场经济只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关键是谁来用这种方法、手段，为什么目的来运用这种方法、手段。这就是所有制问题。相对于所有制来说，市场经济是第二位的、从属的。不能撇开所有制，就市场经济研究市场经济。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市场经济前面还有“社会主义”四个字。这不是画蛇添足，可有可无，而是画龙点睛，点明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性质。我们要研究的是，市场经济是怎样在公有制基础上运转的，它怎样为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服务。

中国国企存在的矛盾不是根本矛盾，而只是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上存在一些或长期或短期的问题。本来，为了克服这些问题，中国国企已经发展出鞍钢宪法这种最现代的方法，充分调动了全体工人、各层领导、技术力量的积极性，是中国国企的巨大优势。可是，在改革开放的相当长时间里，围绕鞍钢宪法没有任何研究论文问世，并且直到今天依然很少。现在，中国到了一个重新重视、重新研究“鞍钢宪法”，因“地”制宜地恢复“鞍钢宪法”精神，建立实施“鞍钢宪法”这一机制的时候了。在实践中恢复和发扬“鞍钢宪法”精神，建立实施“鞍钢宪法”的机制，就能保证大力提升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政策事半功倍。

恢复按所有制分类的统计报告制度是贯彻落实国家宪法和党中央改革发展部署等必不可少一项重要工作；更是反对美国搞和平演变，对我推行私有化，瓦解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斗争的有力工具；而且是对某非政府组织近期公布关于私营经济数据引起的混乱予以澄清的有效手段，有利于促进我国所有制改革和发展朝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有重要现实意义。

所有制不可能是“中性”的，“所有制中性论”否定所有制的内涵和特征、违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所有制中性论”的依据和目的是不正确的，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和经济体制不完善的主要表现不是企业所有制的划分和区别对待;平等竞争是必要的，但是从“竞争中性原则”得不出“所有制中性论”，两者都不是市场经济规律。“所有制中立”同样是不准确科学的模糊概念。

鼓吹所有制中立，目的正是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推行私有化，改变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颜色。但他们披着学术的外衣，拐着弯说，容易蒙骗人，所以值得警惕。

之所以马克思指出是“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因为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历来都是通过分配获取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体制下的产品分配实行极不公平的按资本或按生产要素分配，而消灭私有制后重新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后产品分配实行的是公平的按劳或按需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重建了，其派生的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当然要重建了，这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上历来观点对立，或将对私有制企业和市场经济的批评与对公有制企业和计划经济的称赞结合起来，或采取完全相反的评价，强调公有制企业的低效和各种中央计划的失败。与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不同，我们通过理论创新发现，在否定权力道德化的前提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效率与公平兼得。相反，资本天性逐利，生产资料私有制难以效率与公平兼得。

私有化鼓吹者制造“国”“民”对立论，掩盖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实质，离间社会主义国家和国有经济与人民大众的关系；煽动“国退民进”歪风，企图逼迫国有经济退出一切竞争性领域；捏造“国进民退”对政府施压，意欲使“国退民进”成为改革的定势和准则，加快私有化的步伐；谎称国家垄断是我国分配不公的“祸首”，企图将民众的不满情绪转向国有经济，让私人资本进占国有经济的现存阵地，实现全面的私有化。本文揭露他们的手法，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其错误，并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很强的过渡性质，强调改革必须以初级阶段历史任务的实现为目标，在基本经济制度中突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我们党对基本经济制度的探讨是十分严谨的，既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密切联系中国实际。这种探讨始终围绕着所有制问题进行的，区分不同性质的所有制，研究各种所有制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种所有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才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下来。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它决定着全部上层建筑，因而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地基。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动摇了它，这整个大厦是要垮塌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所有制分类为前提的。不区分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就谈不上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也谈不上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就是说，基本经济制度的一切内容，统统都不存在了。杨某某取消所有制分类的主张，实际上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十分危险的，如果按照他的主张进行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要被葬送掉的。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了我们只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对私有制经济还要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但是应该指出，第一，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绝不是因为私有制是“符合人性”的先进的生产关系，而是由生产力落后这种状况所决定的;第二，将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的，这一目标无须隐瞒。利用私有制，发展经济，为最终消灭私有制创造条件，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忘记了这个最终目标，就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马克思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科学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资本论》遵循唯物史观，揭示出宏观经济形态一般结构及其所有制层面对宏观经济运动状态的决定性作用；要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就不能不高度重视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仅要讲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更要讲社会生产与市场流通关系中的“社会生产起决定作用”，尤其是这种关系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资本论》对宏观经济结构和决定性层面的揭示，对于我们认清西方经济学的弊病，具有重大意义。科尔内关于管理体制改革的ⅡB目标模式，是搬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来的；它完全撇开了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在对市场关系的认识上，打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烙印，实质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具有极大危害性。

习近平同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迎难而上，开拓进取，以强烈的使命担当进行伟大的斗争，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 ，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纠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极权资本主义”等问题，旗帜鲜明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强调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坚决反对私有化。绝不允许外国资本和贪腐势力把人民的财产化公为私，成为他们世袭的家产。这就堵住了既得利益集团妄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后路。

真正希望解决收入不公，反对两极分化的人们，必须团结一致，坚决反对私有化!

不同的所有制基础，则决定了市场机制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必然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这就有助于进一步科学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流通与生产的辩证关系，弄清市场机制与产业结构、生产资料公有制之间的关系，从经济结构深层的所有制基础层面入手，坚决地振兴公有制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调整好失衡的经济结构。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与以往中央文件中的有关提法有所区别。过去是把作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或“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现在超越了单提公有制，是讲“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基本经济制度是指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