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指出，要“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曾经引用过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他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这其中的道理是深刻的。

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的鼓噪,其实质正如俄新社在一篇报道中所指出的:美国及其欧洲盟国企图将民主或者人权的标准强加于其他国家。然而,从道德层面来看,它与欧洲当年打着传播文明与基督教的旗号,戕害众多生命甚至文明如出一辙。在美国,为外国谋求人权是一项数亿美元的庞大产业,金钱、激情、意识形态和颠覆行动交织在一起。方法众所周知:倚重许多国家的亲美反对派,或者亲自出马打造一个反对派,将它塑造成为权利与自由的唯一扞卫者,然后对其公开援助。这即是说,美国豢养着全球最大的颠覆机器。这一机器激起了各国对美国的敌视。在当前的形势下,它处处碰壁。

国内外一些人口头赞成人人平等、公平正义，大脑里、行动上依然坚持着封建制的等级观念，把人分成了若干等。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成绩的同时，产生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目前农村选举中出现的问题，有目共睹。这些都说明中国依然缺少实行全面普选的经济基础，还是实行以中共为核心的多党合作制为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善经济民生，缩小贫富分化，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逐渐逐步地、真正地做到以宪治国、依法治国。

在马克思看来，不能离开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抽象地谈论平等问题;任何平等观念都是对特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反映和表现;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不同，平等观念也就不同。

美国经济学家并不是一直逃避阶级与不平等这样的社会问题，但是在20世纪后半叶，阶级“从经济学科中消失了”，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学家重点关注市场，一直都是市场。在美国的经济学专业中，经济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已经局限为一种对市场的研究，就好像市场等同于经济一样。也许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被冷战期间对资本主义的赞赏所鼓励。此外，社会氛围对脑力劳动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研究科研工作者的学者表示，科学家工资数据存在缺乏，使得人们难以全面了解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和起因。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Richard Freeman表示，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将有才华的年轻人推离科研界的程度。《自然》杂志2016年的工资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在3600名调查对象中，一半以上表示他们为进入科研界而放弃了优厚的工资，将近20%的人不建议学生从事科研工作。

在今天金融化和资本化的时代，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平等加剧，这不是哪个人的腐败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模式必然带来的后果。

或许“人民优先”听起来不像“人人平等”那么“普世”，但唯有首先实施“人民优先”，先行完成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发展，“人人平等”的人类理想才能真正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