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正确的做法，不是暂停执行“禁蒙面法”，不是上诉香港终审法院，等待所谓的司法复核，而是明确指出香港高等法院没有审理和判决“禁蒙面法”是否“违宪”的权利，其判决无效，应暂停执行该法院判决，同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禁蒙面法”是否“违宪”进行审查，这才是真正的尊重香港法治的方式。

更为荒谬的是：面对“乱”了近半年的香港，特首为稳定局势，遏制“蒙面人”犯罪，出台了一个《禁止蒙面规例》，居然被同为特区政权的司法机构所否定！（按：香港高院“裁定”的“违宪”之说，纯属胡诌、也无效，已被全国人大、国务院港澳办表态所否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判断和决定，任何其他机关都无权作出判断和决定。”）

美国国会两院只要原意出台“禁枪”法案，至少可以挽救90%以上“屈死鬼”的生命！明知可为而不为，这就是美国资产阶级政客的“人道”主义，这就是美国资产阶级被霸权主义迷了心窍的必然结果。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早已背弃了《美国宪法》，被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转基因了！这使它丢弃了本职，不务“正业”，热衷于搞美国霸权的歪门邪道。事实摆在那里。如此美国，还会有“法治”与“人权”吗？！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要求治理香港，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法治”。走自己的正道，让美国霸权主义和大英帝国的老殖民主义去跳吧，让“港独”分子和汉奸、买办分子去哀号吧！天不会塌下来的。

毫无疑问，港毒势力正在香港实施港版的“颜色革命”，香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但这些事件，也让我们得以近距离的观察和重新思考，很多人曾经笃信不疑的一些西方原则信条。正是出于对这些西方信条的迷信，让很多人成为西方体制的崇拜者和中国全盘西化的主张者，以及“颜色革命”的社会基础。

废除死刑的确可以防止冤杀，但是像辛普森这样的杀人犯就可以花钱获得“无罪释放”，像克里斯滕森这样的血债累累的凶手可以免死。这就是公知们追求的所谓“法治”。在这种所谓的“法治”条件下，某些人可以通过为中国的“辛普森”逃避法律处罚发大财，某些人可以因为政治或者经济的原因，让中国的克里斯滕森不受到应有的严惩，而所有这些，都是以“法治”的名义，说好听一点，叫“程序正义”。

回归初期建立的香港特区政权未能及时制订二十三条所要求的地方法规，特别是经历2004年4月香港反对派组织的“反对23条立法和要求双普选”的游行示威后，就再未启动此项地方立法，这才有了其后反复不断的违反“一国”的违法犯罪活动。在经历了此番的沉痛教训以后，相信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特区政府必将坚强起来，敢于为维护香港的“法治”而斗争！

虽然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的存在以及贫富悬殊发展造成的经济腐败、司法腐败、行政腐败以及对弱势阶层的压迫和歧视等丑恶现象随处可见，但宣传“法治万能”的专家却仍宣称，只要严格依法行事，这些丑恶现象都会消失，世界将只有干净和平等。总之，这些专家既不能在理论上解释清楚，为何不是哲学上说的经济状况决定其它现象（包括法律实施状况），而是法律实施情况决定其他社会现象；又没有也不能以事实给他们的“法治万能”的观点以证明，仍不厌其烦的宣传“法治”将消除腐败和不平等，并要人们等待这美好一天的到来。

警察是个特殊行业、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代表国家行事。说得更加直白一些：执法中警察的执法权优先！执法只有合规、没有文明。我国的一线民警长期是一个人在做两个人以上的事情，加班熬夜，没有补休，数年甚至数十年如一日奋斗在一线，没有休息。除了社会的不理解需要引导和纠正，同时我们强烈希望各种领导们理解现实中执法的困难，不要习惯于出卖一线！

我们不能用法律规定来反对道德教化,不能简单认为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法律不可能无所不包,规定人的全部行为。我们需要的既是法治社会,又是具有高尚道德的社会。社会主义法律应当维护个人权利,社会主义道德应当倡导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提倡无私奉献。这就是法律与道德相得益彰的辩证思维。

法律无言，居高临下回溯既往的那个位置，其实是法治的起点。因为法律若不回溯，就没有所谓“历史遗留问题”。而历史问题的遮掩和重构，原是法制转型的首要任务。这任务在中国的基本执行策略，便是版权。所以版权无法不回溯历史，一如法盲不得推说不知法律，虽然有时让“法治意识”难堪，却是地道的法治。哪里有回溯，哪里就有法盲。法盲因此是建设法治的先决条件和必然产出，是社会法治化以后我们大多数人的名字。

习近平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培养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规能否对党员及其党组织的规范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关系到党员的德能和党组织的凝聚力，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对全国人民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因此，党规是法治中国的核心。

在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建设中，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显得十分重要。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中国法治的“元理论”和“元知识”，只有转化为或体现于具体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法律原理、法律文化、法律知识以及法律思维，亦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话语体系，才能够实际地成为指导法治实践的理念，否则，难免会变成一种飘悬的政治倡导；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只有被置放或还原到法治话语之中，与法学理论传统和知识谱系形成对接，才能够获得必要的理论和知识支援。

见义勇为是需要环境的，这不光是人心和道德的问题，更是法律和制度的问题。

特别强调罗马文明是近代法治的源头，其实只能体现出教科书编写者严重的西方崇拜症，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