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前夕的三组调查统计数据再次说明：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因此，走社会主义道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广大人民群众也最希望、最赞成走社会主义道路。前苏联的惨痛教训非常值得我们中国的共产党人认真研究和借鉴吸取！

回溯社会主义的历史可以看到，具有公平正义自由和谐原则的社会主义社会始终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而只要存在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类追求实现社会主义的运动就永远不会停息。汲取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教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以雷霆之力震撼世界，给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注入新的希望。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存在，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是不可克服的且会愈发尖锐，而作为其对立面的社会主义就永远是人们憧憬的目标，且会更加磅礴于世界。

当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之后，恐怕当年不理解毛主席与赫鲁晓夫分手的人，会清醒一点了。道，是道器变通之根，器，是道器变通之基。毛主席的道器变通始终都是有根基的。毛主席与赫鲁晓夫的分歧，有意识形态的成分，但不仅仅如此，还有国家主权问题，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那还是没有读懂毛泽东。毛主席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我们该怎样对待我们的开国领袖，看来这还是个问题。

叶利钦通过电视向全国表示，“休克疗法”过后，到1992年秋天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有好转。然而事与愿违。两周后物价上涨幅度便超过了10倍，黑市的价格还要高出许多。在一次电视直播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拿出一根香肠，提问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盖达尔是否能说出香肠的价钱。盖达尔对着电视机镜头回答：1公斤香肠市场价是9—10卢布。当时舆论哗然。实际上，当时香肠的市场价已是90卢布/千克。

搞了那么多年政治工作，最先想到的还是重走老路，把被叶利钦攫取的权力再抢回来。所以从1993年开始，蛰伏了两年的戈尔巴乔夫就已经在准备重回政坛了。1996年的大选，是他的一个重大机遇。由于当时叶利钦使用休克疗法，让俄罗斯本就薄弱的经济底子再次陷入困境，而他的主要对手久加诺夫又是不怎么讨喜的苏共代表，民众对这两位候选人的印象都不佳。这给了戈尔巴乔夫以强大的信心，可能再次重出江湖。

1987年，戈尔巴乔夫所着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倡导“革命性的思维方式”，倡导以所谓全人类的价值代替“阶级观点”。戈尔巴乔夫一方面鼓吹“文明社会价值”和“核时代的文明”，一方面单方面主动对西方让步，这为他在西方赢得了奖赏，也从根本上颠覆了苏联舆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戈尔巴乔夫“良好愿望”最后没能换来西方真正的回应，但他那些国际关系“新思维”的主张却有效解除了苏共思想武装，使西方轻而易举地打赢了多年的攻心战，赢得了冷战。

苏联解体后，整个俄罗斯文学界情绪比较低沉，作家思想情绪比较复杂。曾对“改革”满怀希望的自由派作家普遍对新的现实感到失望，有不同程度的失落感。传统派则对苏联解体感到痛惜，许多人对新的当权者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过去的持不同政见作家有一种遭到抛弃的感觉，其中有的人进行了反思，改变了对苏维埃制度和斯大林的看法。多数作家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很快摆脱困境，但是对此又显得信心不足。

1987年1月，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苏联停止干扰BBC对苏广播，不久相继停止干扰美国之音自由广播电台等多家西方电台的对苏广播。从此，苏联民众可以随时听到这些外国电台的声音。这些电台大肆传播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态度和观点，站在西方的立场上评论苏联的政治局势。这对当时正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苏联人民来说，其蛊惑性和腐蚀性不言自明。对此，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认为：“苏联停止干扰西方广播，可能比戈尔巴乔夫决定从东欧撤军50万的允诺更重要。对美国来说，它为促进苏联社会的和平演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苏联解体以来，在俄罗斯历史领域一直存在一股歪曲国家历史的现象。俄罗斯政府也一直采取一系列举措力图拨乱反正、增强国家共同价值观、确立“新的历史观念”，力图改变历史研究领域的这种乱象，积极评价前苏联历史。

不光是对苏联人民，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而言，东欧剧变同样未必是一件好事情。当然，最起码对中国而言，苏联解体意味着来自北方的地缘威胁几乎可以说是永久性地消失了，中国还从苏联地区以极低廉的价格得到了大批技术、设备、科研人员以及各类资源。但是必须看到的是，东欧剧变也意味着人类探索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生活模式的进程遭遇了重大的挫折，这是事关所有人的一件事情。而对世界格局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政治军事格局和地缘政治均势的两极体制至此被完全打破了，美国成为全世界唯一的霸主。同时，这也意味着资本扩张的制衡因素不存在了，之后的一系列大事件——包括现在的全球经济危机，可以说都是发端于此。

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一方面拱手让出思想舆论阵地，另一方面又将一些全国性报刊和苏共中央级出版社变成传播自己背叛思想的工具。例如，为配合“公开性”运动而出版的《苏联其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由戈尔巴乔夫亲自出任主编。就是这样一个重要刊物，却有意回避现实生活问题，热衷于揭发斯大林问题，诋毁和“反思”苏联历史的文章有时占据三分之二的篇幅。于是，苏共党内自上而下借放开舆论之际，彻底打开思想大门，而苏联中央一级的报刊在其中起了先锋带头作用。

我们不妨从基辛格给我们的启示中反过来设想：如果毛泽东遵从传统的强权政治，屈从核大国的核威胁，寻求美国或者苏联的保护，势必失去中国的独立。如果跟随苏联，那么，就会随着苏联的解体而解体，中国不会以现在的完整面貌立于世。如果寻求美国的保护，就等于倒回蒋介石屈从于美国的时代，哪怕经济能够发展（肯定到不了今天的程度），美国也不需要像今天这样通过贸易战来遏制中国。拉中国和几个西方大国坐下来开个会，像对付日本一样，签个中国版的广场协议就把中国的事给解决了。中国会认定美国和西方文明不可超越，不会再有赶超美国的雄心壮志，并且自己会找各种美国不可超越的理由，譬如白人文明优越论，中国人种恶劣论，中华文明低劣论，等等。

在苏联的宣传里，西方资本主义是一团糟，他们党代会的报告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可是没过几年，总危机不存在了，西方成了一片美好和阳光灿烂。苏联人自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西方是这么宣传的，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宣传媒体也是这么宣传的。老百姓的脑子被弄乱了。他们也觉得自己的国家出了大问题。而与此同时，苏联党内外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鼓噪更是弄乱了苏联共产党的党员们，以及广大普通群众的思想。人们对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开始产生了疑问，虽然也有少数人对这种历史性虚无主义的做法表示了不满和抗议，可是他们这样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而且遭到了苏共高层领导的压制和打击。

苏联国歌作者米哈尔科夫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总结是：苏联只有数以千万计的共产党员却没有共产党人，更缺乏斯大林这样的共产党人领袖，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类反共的“共产党员领导人”在领导机关中占了绝对优势。

苏联解体导致了一系列的民族冲突和大规模的民族人口被迫迁移以及难民潮，超过4000万人离开传统居住地，造成了大量的人口伤亡、妻离子散、骨肉分离的人间悲剧。为逃离战争和种族清洗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民族构成、年龄和性别结构，并对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核心依据之一是苏联解体事件的发生。他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制度模式缺乏政治合法性、不能实现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经济跨越等，但他提供的论据没有说服力。虽然苏联制度模式有严重缺陷，其缺陷在苏联解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比资本主义更具社会优越性。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源是苏共领导集团的蜕变，在信仰上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路线上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内部官僚利益集团理想信念蜕变、阶级立场转变、外国颠覆势力联合利用其实施对苏联的瓦解和破坏，是苏联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