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文化人、精英、贵族，都自诩有节操、有信仰、自诩不向“强权”低头，其实，只是这个“强权”有着革命性颠覆性，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不惯着他们而已，而且他们糟老头子坏得很，在这种力量弱小的时候，他们百般辱骂、污蔑，恨不能妖魔化成吃人的魔王，等到这种力量成熟了、强大了，他们又忙不迭地跑来“投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摇身一变，就成了同一阵营的了，并且还会借助舆论造势，把自己吹成卧薪尝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忠臣良将，抢夺话语权。

过去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叫“与国际接轨”，由于所谓的“国际”的话语权往往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手里，因此说被极端化的所谓“与国际接轨”实质上是变相的全盘西化。而我发现，习近平主席最近访问一些国家或者是在某些国际会议上，所用的说法是“战略对接”。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改变说法，而是体现了国际关系上的平等互利和双向的交流与融合。当今中国已经走向世界，并且回到了世界的中心，我们不会排外，但是我们同时必须对一小撮自由派人士对国人进行的文化转基因阴谋保持高度警惕和必要的抵制和反击。

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中国学者身临西方其境，进行扎扎实实的实地考证与现场调查，长期深入地全面考察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对于西方国家中下层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利益和情感诉求，更是少有了解。可以说，中国学者对西方社会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闭门造车、纸上谈兵的入门阶段，因此很容易被西方金玉其外的外表所蒙蔽，而不知其败絮其中的本质特性。俗话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书本上的西方只不过是经过美化的虚假的西方，而现实中的西方才是实实在在的真实存在的西方，也才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真正需要研究的对象。

话语权都是不宣而做从细节入手篡夺的，手法就是在关键位置上靠操纵细节变他人的舞台为自己的攻击器，比如在源头劫走选片、挑人的权力，再在上游（放映前）安插“专家”截走解释电影的权力，进而在中游（放映中）安排翻译字幕的人悄悄篡改影片的台词（仔细看时有发生），最后在下游（放映后）再度巩固解释权，由前述“专家”组织提问讨论，防范个体理解上的分歧。

我们要看到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更要看到斗争的必要性、必胜性;要看到斗争中会有曲折，更要看到通过斗争是一定可以取得战斗或战役胜利，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我们不能因为斗争的长期性而悲观失望、丧失信心、“刀枪入库”、“解甲归田”;也不要寄希望于一两个回合就“得胜回朝”，更不要奢望“毕其功于一役”。在同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定力和韧性。我们坚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斗争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语言本身并没有阶级性，但话语是具有阶级性和政治倾向性的。像英国的《晨星报》为代表的进步媒体和英国的《经济学人》、美国的《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虽然使用的都是英语，但是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而在今天中国的英语教学当中，主要的材料显然不是出自《晨星报》为代表的进步媒体，而是以反共和推崇资本主义着称的《经济学人》、《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如果让学生把大部分精力耗在不加批判的学习这些西方主流媒体文章上，恐怕很难不受到这些文章中广泛存在的西方话语霸权思维影响。

法学研究要实现四个自信就应注重本土化，发现本土问题、总结本土经验、寻找本土路径，构建中国法学研究话语权、法学学术范式及理论，借鉴吸收西方法学的合理之处不代表全盘西化、全盘接受，要根植于实践，拥抱广阔而伟大的中国变革实践，感知时代潮流与脉搏，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衡量法学研究成果质量的标准是实践，多一点多学科和国际视角，不要局限于本学科，多一点跨学科和国际视角看问题。

多少年来，在国际舞台和舆论场上，都是西方资产阶级在掌握着话语权。自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理论长驱直入，对中国知识界与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原来作为中国意识形态根基的马列主义被人抛在一边，完全拜西文资产阶级理论为一种新的洋圣经。中国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领域里，不能说全部，那也是绝大部分学科都被西方这种洋圣经理论所攻陷。现在各学科的所谓学术权威，都是言必称西方，言必称洋圣经。

随着广大民众文化水平和辨别能力的提高，批评不再是公知的专利，公知对话语权的垄断被逐步打破，作为自由派公知自我标榜和大放厥词的借口的所谓的“天职”论就成为了人们的笑柄。

新大陆的殖民地农业模式，以美国模式为代表，包括巴西、阿根廷和澳大利亚，是把原住民人口减少到5%以下；而中国是典型的原住民大陆，是没有被完全殖民化的国家，我们不可能按照西方的殖民化的制度形式来构建我们的制度，尤其是在农村，小农村社制度将长期存在。希望以上分享能够形成一点反思，去促成我们话语体系的去殖民化。

伴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西方国家创新方式、变换手法，采取建构“整体”话语霸权、“指数”话语霸权、“流行”话语霸权和“权力”话语霸权等一系列做法，发动意识形态和心理塑造新攻势，客观上增加了中国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和政权安全风险。因此，必须高度关注西方话语霸权建构的新动向新影响，积极寻求消解西方话语霸权和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路径方法。

中国话语权应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讲中国成绩，中国话语权应发挥激励和凝聚人心民意的效应，中国话语权应该大讲、特讲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话语权应独立、自信、自主地展开和彰显。

苏丹的成功动摇了美、欧的非洲发展模式为中国赢得了话语权。如果论钱，美国和欧洲送给非洲的资金远远超过中国。如果论历史，欧美在非洲的影响和势力也都远远超过中国。从殖民时代到今天，非洲应该怎么发展，话语权始终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非洲国家和人民因此听了太长时间的民主、自由理论和良治的说教。他们只等一个能帮助、带动他们干事的人，而不是演说家。中国人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用发展的实际交上一份答案，因此获得了非洲人民的认可。

坚定人权自信，讲好中国人权故事。要运用最鲜活、最丰富的素材，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好中国人民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生动故事。要有效引导国际人权舆论，对那些在国际上攻击、抹黑我人权状况的言论，要敢于发声亮剑，驳斥不实之辞，坚决维护我核心利益。

美国所谓的“国际道义”是其自我标榜的产物，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浓厚的排他性特征。二战后，美国以国际道义为旗号，以国际话语权为手段，开展意识形态外交，对非美式民主制度的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政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导致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世界格局出现重大改变。本世纪以来，更是以“颜色革命”为手段，甚至是直接发动战争、武力干预，颠覆他国政权，为中东、北非不少国家和地区带来剧烈动荡和灭顶之灾。

中外学者如不明就里，不读原文，就附和“新清史”之说，赞美其主张利用满文资料，殊不知清史专家早已用之；欣赏其中亚视角，殊不知其意在以边疆为中心，否认大清是中国的朝代；以汉化为老故事而不愿谈，殊不知正中其凸显所谓“族群主权”之用意。“新清史”主要论点，貌似欲颠覆并不存在的中国中心论，其实际意图则为切割满汉减缩中国，但全不能成立，反而透露西方学术的霸权，甚至隐含质疑中国既有疆域之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