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经的GDP导向下，对地方官员的评价与地方企业利益是一致的，经济快速发展会带来环保、消费者保护及劳工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在不唯GDP之后，对地方官员的评价标准多样化，经济发展仍是基础，但如果任何一个标准成为一票否定的因素，都必然会影响地方施政。环保本来是共同追求，甚至能够催生庞大产业，但就过去两年的情况来看，反而成为了不少产业和企业最头痛的问题。

国与国之间比较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以及一个国家不同历史阶段之间做发展程度的比较，就应当分类比较而不是笼统比较，即：以实物产量比较实物产量，以GNP比较GNP，以GDP比较GDP，这样比较才是客观、科学、公允的。否则就是玩弄数字游戏而已。

在种种不利因素和不同条件下，并且统计数字为后期修正补算而得出，即使就统计数字而言，前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后期是相差不多的！至于就实际情况而不是数字的评价，只怕更是见仁见智吧！另外，从实际物质增长（钢产量、发电量等）来看，前期发展速度更快。

我们已经写了很多文章，批判西方经济学的错误理论，揭露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的谬误，但是，当前我国在西方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不仅如此，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经济学界还对美国的经济结构给予极高的评价，吹嘘是现代经济结构的典范等。这次，借特朗普提高关税、发动贸易战的事实，再一次指出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及其理论的错误，希望我国经济学界悬崖勒马，回过头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理论，不要跟着庸俗的西方经济学继续向死胡同里走了！

世界经济发展是大国之间的博弈，而不是简单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只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现象、表面现象，人的因素才是经济发展的本质决定因素。只有基于这个观点，也才能摆脱西方理论的诅咒和桎梏，看到中国因人口规模和社会主义制度两大因素所形成的交叉、协同效应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巨大的稳固的支撑。中国由于人口规模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大因素为他国不可比拟、不可复制，也因此，尽管中国人均GDP还较低，经济发展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经济发展的博弈场上，无疑将东风压倒西风。

目前，“996”工作制等问题引发的劳资矛盾，基本上都是由于企业违反《劳动法》造成的。有关部门应该严格依据《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积极为劳动者申张正义，坚决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及时制止和坚决查处企业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这样做，才是正确处理劳资矛盾的唯一办法。在这个问题上，有关部门一定要认识到维护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对于维持社会稳定的重大意义，而绝不能把眼睛只盯在GDP和税收上，否则，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GDP 增长就能带来幸福吗？温饱问题解决后，人们为什么“不幸福”，更迷茫？当沦为消费主义的奴隶的时候，应该去哪里寻找救赎的钥匙？……作者借在不丹、委内瑞拉、冰岛、越南漫游考察“另类”社会发展模式的经历，反省西方主流模式面临的困境，深入思考诸如幸福与GDP、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市场规范与道德规范、权力制衡和人民主权、财富增长与消费主义等问题，于今日中国之发展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永远不要仅用GDP、财政收入这些指标，来衡量东北的价值。东北的振兴，除了老百姓过好日子，这些国之重器，一定要搞得更好！以钱来衡量，东北经济落下了，但东北人的自豪、自信、自尊，没有丢！这就是底气所在！

苏日追赶美国失败表明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大国赶超陷阱”，但陷阱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参与大国博弈的国家必然会坠入陷阱，而是意味着大国间的赶超在达到一定层次后难度会陡增，其中就包括美国及其盟友对华态度与政策的大角度转变。

现在有一些学者简单地用以GDP为核心指标的SNA理念去评价新中国建国头30年的发展，如认为，当时我们对非物质生产重视不够，应该采用“比较优势”而不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可以外贸立国而不必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等等，这些看法是不适当的。

杨伟民表示，其实从十八大以来，我们就已经不再追求高速增长了。在过去五年中，党中央做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新常态的一个特征就是增长速度换挡，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杨伟民指出，十九大以后，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可能要进一步完善。第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二是要着力攻克三大关口。三是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

7月13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传来中国外贸上半年增长19.6%的好成绩，这才不过几天时间，今天上午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经济半年报又新鲜出炉，GDP增长6.9%。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取得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是我党对策得当，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照这个趋势下展下去，中国GDP2020年超过美国是铁板钉钉的事儿。正如习大大今年初在达沃斯论坛所说的，我们的成绩是流着汗、流着血干出来的。而绝不是什么神仙、上帝啊，更不是吸血中国的西方资本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我们根本无须崇洋媚外，更不必对西方感恩戴德。勿宁说，西方欠了我们永世也无法还清的历史债务，无论是日本、美国还是西欧都是如此。

2010年，中国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GDP达74.41万亿人民币，比肩美国GDP超10万亿美元，这成了改开伟大的最好证明。且不论再给毛泽东时代40年，中国会不会向前发展，仅这被戴上GDP“世界老二”的桂冠，也应清醒看待!捧杀，也是杀!

那么为什么中国要采用GDP统计法而不是GNP呢？第一，中国是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联合国的会费不是按人均和贫富来分摊的，却是按国家的GDP总量分摊的，如果中国采用GDP，则会大大增加联合国会费的分摊比例，这样一来，中国定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夸奖和欢迎。第二，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是国家的生产目的，如果中国采用GDP，就可以掩盖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目的，从而使一少部分人得利，这样做肯定会受到一部分官僚买办和既得利益者的欢迎。第三，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如果中国采用GDP，就能充分显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从而为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动力，如若采用GNP统计法,则后四十年的改革成果很有可能还比不上前三十年的发展速度，这显然是万万不行的。如此说来，中国不采用GDP是不行的，所以你也就不要再痛恨GDP了！

全国ＧＤＰ并非各地ＧＤＰ的汇总，而是经过周密计算得出，长期是准确的。官员提拔并不是依据GDP数字，数字出官只是个别现象。

2016年1-6月份，政府为发展、壮大非公经济部门继续加大政策投入，如继续简政放权、推进PPP、开放垄断行业、实行国企混改、放松劳动力市场规制并试行负面清单制度等。在促进非公经济部门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政府的努力尤为突出，组织了自2013年以来规模空前的全国性检查和动员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