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及在此基础上作出的“抗美援朝”的正确决策使新中国避免了李自成政权的悲剧，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的中国可以永远远离这一悲剧。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同志来到西柏坡说：“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这些“挑战和问题”——比如被隋炀帝、唐太宗均意识到却无力解决，明末乃至民国甲申年均遭遇到，最终由毛泽东圆满解决的东北亚问题——将会不断出现并需要我们回应，在这方面，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从毛泽东战略思想中汲取营养并向人民交出正确的答卷。

学问是对思想的论证。学问不能没有思想，但做学问的能力主要不是思想的能力，而是对某一思想论证的能力；智慧的增长主要不表现为思想论证能力的增长，而表现为对思想直接获取并举一反三地运用能力的进步。看作者其他百万字的大部头着作有利于形成做学问的能力，但做学问毕竟是少数人的事；而读这本札记的最大好处则是可将其中的思想火花、片断、语录等，直接用于工作和研究。

张文木是中国外交政策争论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不像许多在中国外交政策领域的他的同事，他并不是很经常和西方的那些同行们进行研讨和切磋。他总是和那些每月飞行数万里到华盛顿与不同的智库交流的北京官方发言人的浮夸讲究保持明显的距离。

张文木，是中国外交政策争论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张毫无疑问地在新世纪的中国战略史上留下了印记。他是中国第一批真正的“海军至上主义者”之一，早在其他学者愿意支持这个新观念之前他就建议中央政府建造航空母舰。他的作品像是一个及时的警钟，提醒中国，如果中国不重复莫斯科四面出击，分散力量的前车之鉴，中国将会更加生机勃勃。

进入质变临界点的世界历史需要我们与时俱进，未来的对美外交要有新认识并制定新的战略与策略。如果我们能够将美国人民、继而将美利坚民族与代表当代世界最腐朽势力的一小撮华尔街金融财团区分开来，将中国人民的目标与美国人民的目标结合起来，我们就会团结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和民族，一道将世界的前途推向社会主义。

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转向制度的关键环节，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来源。当代所有重大国际现象，若不回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就不能被很透彻地理解和很好地解释。

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也是善于总结自己错误并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是制定决策的正确态度。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对我们今天的政策的制定仍具有深远意义和现实指导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思想的提出，与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一样，具有极深刻的拔乱反正和正本清源的划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