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戴维·施韦卡特曾说：“资本主义之所以支配世界，不是因为它是我们这些卑微的人类所能建构的最理想制度，而是因为它维护着巨大的私人利益，并同时被这些巨大的利益所维护”。西方所主推的所谓经济运行的“普世规则”，不能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行业，也不是对所有国家都有利，实质上是它们攫取垄断利润的遮羞布，引诱我们上当的画饼。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清醒和自信。保障民生、远离金融、拒绝诱惑，或许是民生基础行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医改难题刻下的定盘星。习近平总书记还针对医疗改革强调：“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路子。”这说明，保持医疗事业的公益性，是医疗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公立医院和国有药企的根和本。

“国家为市场而治理”与“国家因市场而治理”既是两种相对的政治-经济观念，也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国家-市场关系模式。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各种（作为一种治理术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都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界定为自由放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表现为“国家为市场而治理”，国家的作用是服务于市场的创建、生长、成熟。而“国家因市场而治理”则认为市场不是自生自发、渐进发展的，主张“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源于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一个政治共同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对不同的发展目标做出审慎的选择，这一目标必然会影响其国家-市场之间的关系模式。对于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和复杂社会而言，应认识到并充分重视发展目标的多样性，在自身与他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实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问题导向、脚踏实地、深思熟虑的选择，而非不假思索地奉行某种无法自持的“自生自发的市场自由”思维。

假疫苗大行于世，这是私有化之祸！私人资本掌握了医疗行业，他们的第一目的绝不是治病救人，而是赚钱。诸如，医院为了逐利而制造出很多不必要的服务。资本主义与人类追求健康有其不相容的地方，即市场本身不支持真正有效的治疗手段开发。实践证明，在医药行业搞私有化就是行不通。历史证明，在医药行业搞国营化才能真正地为人民服务。今天的改革必然触及既得利益。一些领导干部对改革有顾虑，既怕得罪他人，又怕动了自己奶酪。但是，不动既得利益，怎么可能推进改革？

有的朋友说，长生事件主要是监管的问题，是监管不严，这话本身也对，监管本身可以类比于警察巡逻，警察巡逻频繁，犯罪率就可能会下降；而疫苗国营化则相当于消除犯罪动机，后者是更根本的层面，毕竟警察也可能百密一疏，也可能疲于防范，也可能被犯罪分子收买成为保护伞，而如果在制度层面让大家都没有犯罪的冲动，这显然是更好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