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之前，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将民国政府的货币政策捆绑在美国战车上，失去了货币主导权，最终民国政府像清政府一样，无法守住经济金融的最高控制权，导致民国政府迅速垮台。相反，作为在野党的共产党在苏区和解放区实行“产品本位制”或“商品本位制”的货币发行制度，货币发行既不与民国政府的货币挂钩，也不与美国或苏联的货币挂钩，实行独立自主的金融政策，保证了根据地人民生产生活的稳定，为党政军系统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财政支持，最后赢得了政权。面对新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我们需要从国家政权的得与失的危机感出发，重新审视国家货币主权和货币定价权的战略意义，通过一系列系统性的、前瞻性的、有弹性的经济金融政策设计和政策组合，牢牢控制国家的货币主权和货币定价权，扭转目前经济系统处于秩序紊乱、比例失调、调控失效的状况，确保经济社会沿着正确的轨道稳定而可持续地发展。

第一，物价上涨可以是“供给冲击型”，这样的物价上涨与货币多少无关，从而否定了“物价上涨≡货币超发”；第二，M2增长过快导致物价上涨，必须有“需求旺盛”作前提。10年来，全世界的货币政策实践证明：在需求严重不足的前提下，央行大幅提升基础货币供给，不会导致物价上涨。明白上述道理，请大家不要轻易说“央行放水”，这会对老百姓的物价预期构成不良干扰，从而滞涩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正常实施，近而对中国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不要再问“中国要不要跟随美联储降息”这样的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应当说，当下中国货币市场利率水平比较适中，甚至在我心目中“还有些偏低了”，但问题是：DR007水平同比下降45个基点，而贷款利率仅下降17个基点，这种明显的“不大匹配”说明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依然不够顺畅。它反映到中小民营企业的现实感受中，就是它们大都并未感受到融资成本的降低。

我们能否实现从降杠杆到转移杠杆的变化，通过转移杠杆来对应债务风险？在严格金融监管的同时，央行释放更多流动性，积极干预债务市场，企业的流动性就会得以改善，经济就会告别流动性短缺，那么中国经济的总体债务风险反而可能会降低许多，GDP也可以有一个更加良好的增长环境，从而实现通过GDP的增长来降低杠杆的最终目标。

我们必须意识到：仅凭监管是无法去杠杆的，而去杠杆必须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密切配合，靠银行创造货币生长出的歪路堵住了，但银行所创造的货币也会大幅减少，这部分金融缺失如何补足？必须依靠扩大正路，而必须有中央银行实实在在的基础货币投放才行，否则过去歪路终端上的中小微实体企业就完蛋了。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监管“紧缩”要有度，央行货币“扩张”要及时而足够，这样整个经济、金融才有可能平稳。

关于货币政策的看法不能简单机械，而对于财政政策的看法同样不能片面偏激，关键在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和协同”。我们认为，任何站在本部门立场指责对方部门的做法，都是“发难部门过度膨胀，推卸或不负责任”的体现。如果大家都是从民之计，从国之计，就不该、也不会存在相互指责的问题。

社会财富在一定时期内的增长是有限的，资源和工业总产值也是有限的，对应的货币自然也是一定的，无论多么超发，都不可能多头兼顾，你要保住房地产的巨额财富和庞大体量，就没有办法给实体经济输血。

我希望，央行能够按照自己说的、不折不扣地执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而不断推高利率的操作显然不属于“稳健中性”。更重要的是，央行必须想方设法加大金融市场有利于资本生成的力度，锁短放长，向市场提供优质的金融资源——长期流动性，压低长端利率，给中国实体经济以休养生息的机会，给“三去一降一补”创造有利的货币环境，尤其是为加速创新发展提供强大的金融动能。

大量的黄金流入罗马的货币体系，使得流通中的货币大幅增长，按理来说会造成通胀，有利于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实际情况是，黄金大部分流入了贵族们的腰包。贵族通过从政、特权贸易、军事扩张以及金融赚取财富的速度，要远远高于通过农业和手工业赚取辛苦钱的速度。

如何看待美联储“加息 缩表”?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包括中央银行的官员都认为“美联储货币立场已经发生变化”。是不是这样?当然，但问题是仅仅看到方向是远远不够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必须看清程度”。我一贯认为，目前美联储实施的绝非“紧缩货币政策”，而是正在把“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正常宽松的货币政策”。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么多的“准金融机构和准金融市场”?这不只是货币政策的问题，而关键是金融监管不作为、不协调。尤其是在金融自由化思想的干扰下，不敢作为、不愿作为、不能作为。在我看，这是中国金融乱象层出不穷的核心因素。中央政府不是不管，而是管不到位。现在，政府多以“非法集资”的名义实施对金融市场的整顿，但“非典型非法集资”多如牛毛，想管、想查都管不过来、查不过来。这不是大问题吗?

在过去的时代，当一个经济权力的中心进入危机的时候，另外一个经济权力中心在上升;但是现在危机是同步的，结果是在面对不同问题的时候，协调政策特别困难，适合于一个国家的东西可能会对其他国家造成损害。面对多重危机(霸权的、经济的、能源的和环境的危机)在现有的制度内同时发生，这要求我们思考需要进行结构性的变革，尽管灾难会随着时间而延长。

不用货币政策，那猪肉价格怎么办?好办。只要想方设法加大供给，不出一年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