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之前，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将民国政府的货币政策捆绑在美国战车上，失去了货币主导权，最终民国政府像清政府一样，无法守住经济金融的最高控制权，导致民国政府迅速垮台。相反，作为在野党的共产党在苏区和解放区实行“产品本位制”或“商品本位制”的货币发行制度，货币发行既不与民国政府的货币挂钩，也不与美国或苏联的货币挂钩，实行独立自主的金融政策，保证了根据地人民生产生活的稳定，为党政军系统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财政支持，最后赢得了政权。面对新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我们需要从国家政权的得与失的危机感出发，重新审视国家货币主权和货币定价权的战略意义，通过一系列系统性的、前瞻性的、有弹性的经济金融政策设计和政策组合，牢牢控制国家的货币主权和货币定价权，扭转目前经济系统处于秩序紊乱、比例失调、调控失效的状况，确保经济社会沿着正确的轨道稳定而可持续地发展。

中美贸易博弈是否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大家都知道，贸易战可能会影响外汇储备的存量、影响股市、影响汇率，是否能够构成金融风险，要看影响的程度如何。虽然目前多数人都认为，目前状况还称不上明显的风险。但金融风险的特征是传导性很强，金融的这种传导性要比多米诺骨牌快得多，属于瞬间传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有多少百年投资银行瞬间倒闭。因此，对金融风险问题要注意观察。

当美国对中兴罚款的时候咱们还没有马上联想到华为，实际上华为任先生是非常有远见的，他们早就做了准备，咱们还想它能找什么借口？能在哪些领域再对中国开战呢？有时候觉得难以想象。当然我们现在就得发挥想象力了，因为特朗普这个人是很有创造力的，你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就有可能使这个事情发生，所以所谓的转移到金融，由贸易战、科技战转到金融战，我觉得这是完全可能的。

金融高边疆是能够控制全局的。你在一个产业中失守，虽然很惨，但是问题不大。比如说汽车工业全军覆没，但没关系，你还有机会在其他产业中捞回来。可是金融行业如果失守了，你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美国是在搞贸易保护，但是，是根据美国实际情况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相对情况，选择性地实施保护。他是对商品贸易进行保护，同时极力主张金融等服务贸易自由，逼迫别国开放金融，因为在美国金融等服务贸易占优;美国的一些做法看起来是与全球化相背，但是它否定金融全球化、军事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吗?没有。所以，美国的贸易保护和逆全球化完全是基于美国利益的、选择性的。

回顾一年来的中美贸易，中国一直处于不平等对待的状态。一是中国在关系到中国核心利益的农业、生物技术、金融领域对美国做出了重大让步，大幅开放了市场；二是基本上都是美国对华发起制裁，中国没有对美国发起一起贸易反制裁；三是在中国对美国作出众多让步后，美国并没有在中国所要求的高科技领域做出任何让步，中国逼美国开放高科技一无所获；四是美国对华启用臭名昭着的301条款调查和美国商务部主动发起对中国企业的“双反”调查等等手段都是几十年来的首次使用，都是贸易战中的极端手段。

在金融市场化的大旗下，一行三会推出了很多改革措施。主线是简政放权，本质是放松监管，给市场主体更大的自由度。现在回头总结，这些改革措施的结果及金融系统的改革主线，就是给银行松绑、给金融加杠杆、给继续推高资产价格提供弹药。央行给商业银行增加了杠杆空间之后，这些资金，并不只是涌向房地产市场，也会涌向一切有更高利润的市场。用加杠杆的方式快速推高了股市，然后就发生了那场史无前例的做空屠杀。

1948年及1950年，民国经济中心上海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对当时中国国运影响是决定性的，其重要性怎么评估都不过分。其一，为国民党政府以上海为主战场的金圆券改制；其二，则是中共入主上海后主导的“两白一黑”战争（即银元、大米、棉纱、煤炭战争）。

在党的十八大以后，美国企图在中国搞苏联式“和平演变”的希望完全破灭，所以正在改变其战略策略。我们在警惕金融帝国主义军事霸权的“硬实力”即“硬战争”的同时，更应高度警惕广义上的战争，即硬战争＋软战争。

今天历史已经再度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世界何去何从，将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及我们后代子孙之福祉。故我们不得不重视这一历史性时刻。

这是一场生死战之首战，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美国是为何搏杀A股，如何玩转中国股市的呢?

不知曾几何时，媒体爱上了这些“大V”，只要是他们唱反调，头版头条;而对于客观的、正能量的声音一律“拍死到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