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玮从新闻杂志中扒的“历史”--也说左权的牺牲

目录

一、检案风云——网站标题党打造的“左权自杀”之谜

二、望文揣测——将军莫名被“自杀”

三、场景再现——从炮兵射击常识说起

四、题外之言——将礼

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台湾方面在出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年历时，第一次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列入“殉国”人员。作为一名共产党军队的将领，被国民党方面承认在抗战中“殉国”，显然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共产党军队的抗日功绩——因为按照某些人的标准，抗战功劳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死了多少人，特别是死了多少将军。于是，这令很多人难以接受——共产党的军队怎么能抗日呢，共产党的将军怎么能“殉国”呢?于是，一篇十年前发表的非专业网文再一次涌上了峰口浪尖，成为某些人(甚至包括某些知名学者)寻找安慰的依据。

一、检案风云——网站标题党打造的“左权自杀”之谜

2005年，一篇刊登于当年第21期《检察风云》杂志，名为《左权将军的烈死与“托派”嫌疑》(凤凰转载：http://i.ifeng.com/news/news?ch=rj_bd_me&vt=5&aid=39209591&mid=72FJmp&p=1)，作者署名“散木”的文章(后简称“散文”)对左权将军殉国的情况提出了置疑并给出了遮遮掩掩的解释——原来左权将军在1932年中央根据地开展肃反时曾因为有“托派”嫌疑受过处分，而这个处分一直没有正式撤消。到了抗日时，“托派”又被视为“汉奸”，属于党内斗争的对象。言外之意，左权将军是因为受不了共产党的内斗，“自杀”明志的。此文一出，宛若一枚控诉中共罪行的重磅炸弹，被很多网站转载，出于吸引眼球的需要，无良网编们更是干脆加上了诸如“以死洗清”、“牺牲之谜：自杀”等字眼，干脆坐实了左权将军乃自杀——虽然是“殉国”，但是自杀，和在面对面的厮杀中战死的将军比自然又低了一个档次。

本来，一个检察系统办的“法制新闻半月刊”登一篇吸引眼球的文章，在中国媒体普遍节操不高的大环境下，没什么大不了，自古以来各种风闻野史就没有断过，从黄帝战胜蚩尤是靠了神仙帮忙到“911事件”是美国自导自演，在百姓口中传一下供茶余饭后找个乐本也无伤大雅，但要是专门研究历史的学者也拿这个当真未免就太没有应有的学术标准了——特别是当这个学者本身就是研究这个领域的时候。笔者有个朋友曾就读历史专业，就因为写论文时转引了一篇通俗读物里引用的历史文献，就被导师痛批一顿，谓之缺乏应有的学术标准、不专业，更不要说拿新闻媒体上的东西当历史证据了。

那么，我们假设这位在微博上自称“着名日本问题专家，××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日本庆应大学客座教授”的专业学者学术标准是没有问题的，那就说明这篇由新闻杂志刊出的历史文章应该是有专业水准的。

二、望文揣测——将军莫名被“自杀”

散文在推测左权将军可能自杀的时候出示了2个证据，第一个是左权将军曾因“托派”嫌疑受过党内处分，一直没有正式平反，到了抗日战争时可能再次遭到斗争，因此有以死明志的“可能”。这里我们且不去追查这种“可能”被历史教授引用后怎么就成了“结论”，单说其用于自证的材料就让人哭笑不得。散文中大段引用了左权将军关于自己冤屈的申诉书：

“我在1932年曾受过党的留党察看处分一次，那是因为在肃反当中被反革命托派的陷害及调闽工作时遗落托陈取消派文件一份……这是个错误，也是个疏忽，愿受应有的处分。唯被托派陷害一事，痛感为我党的生活中最大的耻辱，实不甘心。但当时中央书记处他们未发觉，虽是曾一再向党声明，亦无法为党相信……迄今已经10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实无时不处于极端的痛苦过程之中。回溯我1925年2月在广州入党，那年冬即赴莫斯科。1930年6月回国，同年9月入苏区，直到现在已将近17年了……总以为真金不怕火炼，党有工作给我做，在斗争中工作中表白这不白之冤，自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以此安慰自己。现在我觉得不应该再忍受下去了，故向党提出要求，请将我的问题做结论，洗涤这一不白之冤，取消对我留党察看的处分。我再以布尔什维克的真诚坦白向党声明：我没有参加过小组织活动，我与反革命托派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均无任何相同之点，无任何组织关系。我可以向党担保，我是一个好的中国共产党员，希中央讨论答复。”

为了渲染气氛，文章还煽情地写道“那是他流着泪写的，信中倾诉了那后来令他决然以死的不平”。可问题在于，从文章的行文中哪里能看出他“决然以死”呢?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从其出生到童年，从童年到成熟的成长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犯过很多错误，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在这个过程中蒙受过不白之冤，其中有的何止10年，难道他们都要以死明志?况且，左权受到的只不过是留党察看处分，并不是什么太大的处理，而且1年半之后便重新被启用，担任红一军团参谋长，继而代理军团长。到红军整编为八路军时，比左权更早任军团长的林彪也只是师长，而他却成为集团军副参谋长。除了名声上不好听之外，这个处分给左权带来的损害并不大，有什么可让他非以死明志不可的呢?读遍生者回忆左权将军的文字，没有哪个显示出他是个非常刚烈的人，反而是一个很理性，思维很缜密的人，为这么个小问题以死明志显然不符合他的性格。

至于其他一些野文置疑左权将军给妻子的信中为何写“逆流万一不幸来到”而不写“抗日牺牲”，某些纪念左权将军的文章为何写“舍生取义”而不写“战死”就更让人哭笑不得了——前天歌手姚贝娜因病去世，很多人发文称“走好”，难道因为没写“病死”就说明姚贝娜也是自杀?中国人说话讲究委婉也成了问题?何况这个“逆流万一不幸来到”根本就是一个编造，凤凰卫视某期节目中，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当众读了这封信的片断，该句用词明明是“如果时局有变”——在写这封信时，左权将军的夫人及女儿都在延安，而日军最后一次轰炸延安不过是1941年10月26日。写信时八路军总部已经得到了日军要发起新的进攻的情报，左权将军不可能确定日军此次会不会再次进攻陕北，所以提前打个招呼，给妻子松松绑(原文为“我虽然如此爱太北，但时局有变，你可大胆的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必要之行动为原则”)，让妻子不要为了孩子把自己搭进去了，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么?但是很遗憾，这样逻辑上明显不能对应甚至靠篡改文献得出的推断，在某些历史专业学者看来居然是没有问题的。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日本人不用“南京大屠杀”这个词，是否也可以证明“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

三、场景再现——从炮兵射击常识说起

散文在推测左权将军可能自杀的时候提出的第二个证据是在遭到炮击时，左权将军明明可以躲炮却没有躲，所以明显是“找死”，能不是自杀么?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

左权将军牺牲的十字岭战斗，其大背景是八路军总部遭到日军的进攻，他率领总直机关、北方局机关及北方局党校突围——这个任务完全符合他的身份，直到今天在我军的任务分工中，副参谋长还是负责直属队及机关的。而“总直机关、北方局机关及北方局党校”又是什么情况呢?从名字就可以看出，首先他们大多不是战斗人员，也较少经历实战;其次他们中还有很多干脆连军人都不是，自然也就谈不上军人的组织纪律性;第三这些单位的通讯工具都很有限，通讯手段主要靠吼，就连打旗语、吹号这些简易通信手段也顶多只能保证其中的军人会用，非军人是完全不会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实施指挥，除了作为最高指挥员的左权将军站在最显眼的地方连喊带比划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么?不要忘了，炮弹是面杀伤武器，左权躲了，那些对战争毫无概念的地方工作人员会躲么?对他们来说，除了赶紧跑，跑得离鬼子越远越好外，还能有什么招?而怎样跑得更快更远?除了体力的因素外，有人及时组织指挥，让他们不至于拥塞在路上不是唯一能做的么?想象一下，在一片弹雨中，一群惊慌失措的人们只能隐隐约约听到落弹的间隙传来断断续续的指挥口令，却根本不知道这是谁在指挥(因为指挥员趴在地上躲炮呢)，更看不到任何指挥信号，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何况左权牺牲的位置离十字岭的山脊已经不远了(据目击者称是在“距十字岭顶峰十几米处”)，只要再跑十几米到反斜面去，生的希望就大大增加，而只要多坚持一会儿，队伍就能更快地冲过这十几米。对于一生都忠于职守，即使被错误的处理依然对党忠诚的左权将军来说，趴在那里保住自己的生命和坚持指挥不间断让更多的人跑出去，哪个更重要?可见，因为左权将军没有刻意隐蔽自己就认为他是“自杀”，至少是证据不足的。

再看另一个方面：

散文中开篇就提到，左权将军的战友回忆：

“左权是在部队突围中牺牲的，可是他在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下，一再叮嘱战友卧倒，自己却依然继续前进，……结果他被日军的炮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事后，彭德怀将军也不解地发问：当时日军向麻田十字岭我方发射了三枚炮弹，作为训练有素的高级指挥官，左权应该完全能辨别出炮弹飞行的声音和角度，但是他没有躲避。这是为什么?”

据此该文反问：“难道左权将军是想不惜以自己的死来说明什么吗?”

作者显然对炮兵缺乏基本的了解。火炮分为直瞄火炮和曲射火炮，说通俗些，前者是打直线的，就象枪支的射击一样;后者的炮弹则是要划一个抛物线落到目标上。直瞄火炮因为是打直线，初速又快，往往炮弹要比自己的声音跑得更快，即使没有更快，从听到声音到炮弹飞到也没多少时间，听声躲炮相当困难。因此，当时日军用的显然是曲射火炮，又以迫击炮可能性最大。而迫击炮是所有火炮中弹道的抛物线最为弯曲的，从炮弹出膛到落到地上的时间很长，所以打运动目标非常困难。如果左权将军是象散文中说的那样“一再叮嘱战友卧倒，自己却依然继续前进”恰恰已经是在躲避炮弹了——在不能趴下消失目标的情况下。怎么能说是想自杀呢?

同时，由于曲射火炮的炮弹在划抛物线的过程中会受到诸如气流、湿度、温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会发生偏差。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偏差的影响，炮兵通常采取先以单炮试射，根据试射的情况调整火炮的指向，然后再多门炮集火射击的方法。作为一名资深且优秀的军人，左权将军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因此，当第一发炮弹落到他附近时，他肯定会意识到，此时日军的其他火炮正在根据这发炮弹的落点进行调整，很可能下一步就会是一群炮弹覆盖过来。而他此刻面对的，是夹杂着大量非军人的队伍，一旦日军的弹群落下来，会有多少人遭杀伤?而弹群什么时候会落下来，这是他没法控制的。这就又回到了上一个问题——他要选择是赶紧组织队伍前进好让更多的人离开落弹区还是只管自己。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在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工作，目击了左权将军牺牲过程的孟广涵老先生认为“他应先卧倒，然后一个侧滚翻，就可避开第二颗炮弹。”(http://www.cq.xinhuanet.com/subject/2005/2005-07/20/content_4736099.htm)不得不说，这只是孟老先生的良好愿望——如果下一步飞来的是弹群，光靠滚动是绝不可能脱离落弹区的，而如果飞来的只是第二发炮弹(左权将军事先不可能知道是来一群弹还是一发弹)，那么他卧倒后显然应该原地不动才是最好的选择——两颗炮弹落在一个点上的概率是极小的，当第一发炮弹落下后，它的落点反而是第二发炮弹最不可能落下来的地方。这个常识左权将军不可能不懂，只是他没法卧倒……

根据孟老先生的回忆，左权将军牺牲了，“而他当时所带领的同志都因他的指挥而安全突围”。

四、题外之言——将礼

中国古代兵书《黄石公三略》中有这样一段话：“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强调指挥员要身先士卒为士兵作出表率，并认为这是指挥员应有的行为准则。为了能够激励士气、提高指挥效率，自古以来很多名将都会通过身先士卒来感召士兵。《史记》载“飞将军”李广带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因此“士以此爱乐为用”——难道汉军真的困难到了他先喝一口就会渴死一个兵么?美国南北战争中的第一次奔牛河之战，邦联军将领杰克逊在战场上调度部队时被流弹击伤右手，他只是简单包扎了一下便又一次站在了队列中，美国人有没有认为杰克逊想自杀?没有!邦联军将士们纷纷传颂“看，杰克逊象石墙一样屹立在那里!”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在谈到这位将军时称其为“石墙”杰克逊——难道他没有副手可以顶上去么?虽然现代战争中的指挥员越来越少亲自锋陷阵，但其感召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两次海湾战争中，美国父子总统布什都会亲赴前线慰问士兵，鼓舞士气。外军尚且如此，更何况从建军的早期就提出“官兵一致”的我军呢?在军人职业素养普遍提高、指挥手段多样化，以及指挥任务日益繁重的现代军队尚且如此，试想半个多世纪前，左权将军在率领一群军民混杂，相互间不熟悉的人，也没有电台可用时，不站在一线亲自指挥，还能如何?这既是将帅的行为准则，也是将帅的责任——军人上战场的目的是完成任务，不是保命，在“保存自己”和“完成任务”之间，后者才是军人的首选。如果因为军人选择了职责，造成了牺牲就认为是自杀，晚清的八旗绿营倒是不自杀，就是“临敌即溃”——这样的军队你觉得好?

60多年前，左权将军浴血沙场，在经历了60多年意识形态的对抗后，台湾方面终于能够正视历史(虽然和大陆相比正视的还很有限)，承认了左权将军的地位，反而是大陆的历史学者，宁可有失身份地拿着极不专业的野史当正史，也不肯面对事实，其可怪也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