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北美独立战争本身并没有刻意蕴含打破大地产所有制的目的，但是在因为大部分地主都是“效忠派”，并且“独立派”为打击“效忠派”而采取了没收“效忠派”土地的做法，从而在客观上导致了打破大地产所有制的土改效果。这也是为什么说北美独立战争不仅仅是一次独立战争，而且还是一次革命。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有的农民分到了土地后，每天都要到地里看几遍。有的农民跑到刚分到的地里，跪下来抓起一把土放在心窝上，抬头望着天空半晌说不出话来，两行热泪顺着眼角往下流。招远县一位老农手捧着新发的土地证老泪纵横，他说：“地契呀地契，我想你一辈子了，你在地主手里打一斗，到我手里得打两斗，要不我死给你看。”解决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就激发了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的勇气，解放区的农民踊跃参军、支前。从1945年9月到1949年10月，山东解放区掀起4次大的参军热潮，有95万青壮年（包括冀鲁豫解放区山东部分参军人数30万）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期间，仅淮海战役山东就出动225万民工支前，向前方运送粮食、弹药，向后方转运伤员。

赵树理的小说《邪不压正》发表后曾引起一场笔战，争议的焦点集中在软英的恋爱故事与土改运动的关系上。本文作者认为，在斗争完地主之后如何重建伦理、在宗法制之后如何组织农村的问题，才是赵树理在《邪不压正》中思考的重心。因此，虽然小说意在写出土改运动的经验教训，但赵树理紧紧抓住的线索却是软英的恋爱问题。在恋爱这一家庭问题中，集中体现了新伦理的可能性。这与减租减息到土改运动中的“反封建”逻辑密切相关。

本文以太行解放区为考察中心，在对相关史料进行解读的基础上论述了老区土改所引发的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经济方面，满足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热情;政治方面，通过整党运动，转变了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调整了基层党支部的构成，使基层民主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社会方面，移风易俗，在冲击旧有思想观念的同时塑造了新的社会风气。

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都是建立在如何使得中国从农民占主导的国家与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条件，也是基础。农民问题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位置，既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创造，也是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结果，舍其一端，都会丧失历史的内涵。

中国和印度有一定的相似性。“为什么印度落后于中国？”两国在土地制度上的差异是解释两国不同发展绩效的最重要的因素。土地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基础。中国土地改革可分为平均地权、合作化、集体化与大包干几个阶段。印度则始终以限制大地产、保护佃权，培养“职业农民”为中心。两国对比突显出了中国式土地改革的意义。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阶段，两国都面临着乡村凋敝、解体的困境。土地改革和农民组织成为了新的焦点。

笔者及批判方方《软埋》的所有人都承认，土改中存在基层农民群众及土改队员违背毛泽东及党中央土改政策的现象，存在斗争过火的偏向。但是如同方方、谭松之流所说的，在土改中地主阶级被施加残酷死刑及灭门惨剧，是普遍存在的、无法计算的现象，这完全是造谣杜撰。这些个体化的案例，决不能成为谭松和方方们通过刻意剪裁历史和造谣杜撰历史来彻底否定土改、颠覆党史国史的依据。

方方的《车欠土里》是不是对土改历史的造谣污蔑，谭松所做的调查和记录以及形成的《川东土改调查》是否真正反映了土改的客观全面的历史，相信读者自然会得出客观的结论。

70年前，中国正因为实施了“耕者有其田”，广大农民恢复了生产积极性。农民们高高兴兴回家，政府就可以集中精力解决剩下10%的城市人口问题。因此，在短时间内国家进入稳定状态。当时西方国家都不认为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可能解决危机，但愣是解决了。所以，生活在今天中国的我们不得不庆幸，如果不是那么早就完成了土地革命，中国可能已经乱成像菲律宾或者某个拉美国家那样了！

董时进先生何许人也?作为地主阶级的辩护士与代言人，他本来已经和被一些人恋恋不舍的“民国”一起沉入了历史池塘的底部，如果不是近来一篇《董时进：惊人的反土改预言》在网上到处流散，也就不会有什么人知道他了。

对刘文彩的人生，无论是以过去的眼光看还是以今天的眼光看，都无值得效仿之处;对刘文彩的所作所为，无论站在东方的立场还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也不可能有合法的依据为他辩护。美国总统被人骂，也没有抹杀骂人者的权力，可刘文彩呢?他忌恨民主，忌恨比他强的人，崇尚封建统治和个人独裁，谁对他不敬他就将人置之死地。那些零打碎敲的善行，正是一切独裁者玩的把戏，有什么值得恭维!​​​​

我们现在21世纪提出的生态文明新战略，恰恰是结合中国超大型大陆国家内在的多样性，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化。不可能消灭农民，也不可能消灭农村，更不可能消灭几千年传承的农业文明。

印度独立以来，印度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如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种姓制度、众多的贫困人口等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极不彻底的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村地区的种姓制度、封建土地生产关系残余与从西方引进的资产阶级议会选举政体，奇妙地结合起来。在某些方面，西方议会选举政治反而强化了农村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进入新世纪，新自由主义在印度开始盛行，旧的沉疴遭遇新自由主义毒药，其结果只能是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通过土改和农业集体化，私人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农村被消灭，地主和佃农的生产关系在中国农村被消灭。从此，农民再也不会因为自身人口的增加而被迫承担逐代上升的地租。从此，再也没有哪个个人能够通过让别人租佃他的土地来获取远远高于工商业的资本回报率。社会资本不再无限制地流入地主的腰包，而是被国家投入社会公共事业或国有企业，或者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投入乡镇企业。

从社会历史变迁的角度来看，中国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共产党70年前颁布和实施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直指并作用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关节点，通过对旧有土地制度的改革，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参与革命的积极性，全面激发了社会领域的活力，从而推动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进而为新中国全面的政治制度建设发挥基础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