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经营应是农村发展的方向和主要道路，不是说不能发展家庭私人农场，可以发展一些，但规模不能太大，主要还是按照集体经济至少是合作经济的思路发展。这是解决农业问题的关键，现在有分歧，政策还没有到位。但总方向如此，中央的惠民政策做了很多，农民获利很多，各方面都发展得比较快。

基于工作本能和虚荣本能，凡勃伦区分了两类社会制度：(1)动态的社会技术制度，它塑造了由工程师、科学家等组成的生产者阶级;(2)特定产权的礼仪制度，它塑造了由董事、经理等组成的企业家阶级。同时，机器化生产改变了企业形态和企业家行为：(1)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出现了无主所有制;(2)生产与金融相分离，产生了商业和工业的分离和对立。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就出现了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之间的矛盾，现代企业经营主要通过运用价格制度而非财货制造获取优厚利润。很大程度上，正是企业家阶级的逐利行为造成了银行信用的收缩，最终引发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由此，就需要重新界定企业家的内涵和作用：由虚荣本能驱动的企业家往往不是生产者而是投机者，不是技术革新者而是利润攫取者，其逐利行为往往对社会发展产生破坏性而非创造性作用。进而，基于美国制度学派的二分法思维，我们就可全面地审视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和企业家才能理论。

市场组织和国家组织之间存在根本上的互补和共生关系，因此研究市场经济活动时，就需要关注市场规则对不同行为主体的自由度，关注市场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关注市场分工的内在机制，这些都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不幸的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掉了市场的丰富内容而致力于构建一个逻辑化市场学说，从而也就不再研究分工和分配问题，不再剖析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各自特点，也就根本上没有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

除非我看错了官方投资数据，否则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不容乐观。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前景黯淡无光。如果经济增长有可能大大低于6.5%的目标，政府将采用宏观经济稳定工具，哪怕这会给未来造成严重负担，同时，政府也将致力于防止金融脆弱性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更令人憧憬的是，中国政府不断哺育创新、实施结构性改革，这有望带来巨大的长期回报。

尽管社会总效率这一概念衡量得是社会财富最大化，但它并没有剖析成本-收益的具体分担，没有考察收益的分配比例。相应地，在基于力量博弈的均衡理论指导下，它在实践应用中往往是体现了作为既得利益的强势者的利益要求。

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成本-效益的效率分析具有明显的狭隘性，它往往只是考虑了当事者的个人利益甚至是个人的短期利益，而没有考虑其他人的损失以及可能带来的后续效应。譬如，针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也基于理性分析为止辩护，但正如李斯特指出的，马尔萨斯“所使用的方法也是要不得的，由此会发生一种违反自然的作用，从而毁灭道德和力量，这个方法简直是可怕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取各家之长、舍各家之段、去其两端、取其其中，也切合了执政党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我们始终相信中国未来的成功、世界未来的成功，都有赖于超越左与右，走上一条包容式的共享式的发展道路。

人类社会的各种权利的不同属性，其中与身心相关的个体权利往往是不可交易和转让的，否则就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外部性，也会严重损害个人的长期利益。但是，像波斯纳之类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在使用效率原则进行分析时却根本看不到这种边界，甚至也不在乎这种边界，乃至就像那些口吃者在读banana不知在何处停止一样。

当前经济学队伍中存在两大明显失衡：性别结构失衡和地域结构失衡。其中，性别结构失衡主要体现为女性经济学所作出的贡献或取得的学术地位与其人数和投入远不相称，地域结构失衡则主要体现为具有世界性学术影响的经济学家几乎都出现在欧美地区，几乎所有的国际奖项都为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人所占有。更为明显的事实是，当前世界顶级经济学家几乎都是欧美人士，而华人尤其是中国经济学人似乎都不“入流”，不仅西方经济学者很少关注和引用中国经济学人的研究成果和思维，而且中国经济学者只要有可能也更倾向于引用欧美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和思维。也即，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做出贡献的人员构成，不仅体呈现出明显的男女性别失调，而且也呈现出地域或文化上的集中。

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清晰地告诫中国经济学界，不能照搬照抄任何外来的经济学，而是必须立足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国情，合理吸收一切优秀的人类文化和经济学遗产，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建提供了实践基础，同时也需要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巨大支持。

中国高校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加以批评，主要是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占的比例太高，而且这种课程在意识形态上，公开与马克思主义唱对台戏，甚至贬低、讥讽和诬蔑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整体教学体系中，必须始终贯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个问题上，不允许有任何含糊，不允许有任何敷衍，不允许有任何走样。

对现代经济学的阐释中学界普遍存在着以下误读: ( 1 )把市场经济的本质归结为“自由”和“平等”，或仅仅是“资源优化配置”。遗憾的是，这种脆弱到只敢“说物”而羞于“见人”的市场经济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2 )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在失业问题上的全部智慧，就是终于发现了失业的“深层次”原因在于“都是计划经济惹的祸”。市场经济生的病，却要计划经济吃药。这种做法显然连现代经济学的初级水平都不及格。( 3 )面对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的态势，现代经济学把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完全割裂开来，根本就不承认今日的收入分配问题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这就使得现代经济学的解释力大打折扣。( 4 )在今天的经济学界，现代经济学已然被认定为“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这个“认定”其实是很可疑的，因为经济学不仅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刘强东和马云一样，当然也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至少现在还不是)，但他们都是走在时代创新的最前沿，企业比别人做的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在最残酷的市场经济中胜出，他们把其他市场同行逐渐抛在身后。当他们发现身后的追随者越来越少的同时，也模模糊糊的发现前面有不同的风景：一块牌子写着“计划经济”，一块牌子写着“共产主义”。

经济学关涉社会利益关系的核心，任何经济理论和政策都必然具有特定目标和利益取向，这导致了不同经济学理论往往得出不同的经济政策，也表现为不同经济学说流派往往反映了特定群体的利益。即使现代主流经济学试图借助数学逻辑来表明渲染其理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但数学措辞也只不过是一种增强论点说服力的“暗喻”，目的在于掩盖内在的价值判断和利益取向。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观以及边际主义分析方法等之中，从而内含了维护现状的意识形态；相应地，现代职业经济学家往往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特性，以致不能、不愿也不敢触及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根本上，“价值中立”并不意味着经济学研究不应该有规范分析，而且强调应该清楚表明研究目的和立场。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尽管内含特定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却刻意地运用数学模型来包装成一种客观科学，就成了一种以客观和中立为借口抵制批判的“数学骗术”，最终将使经济学科退化为一门“伪科学”。

衡量经济学人的标准应该是什么？为经济发展解决了哪些实际问题，为强国富民提供了哪些实际帮助，才是成功的标准。当下的中国，正需要一批既有实学又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人，来开创新时代的、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刊物级别论”严重扭曲了学术评价标准，误导了我国学术发展方向，错配了我国学术资源，阻碍了我国科学的发展。本文以科学学的逻辑标尺与科学史的实践标准，通过运用典型分析这一对称逻辑的基本方法，证明学术评价的科学标准只能是原创理论与经世致用。必须抛弃“刊物级别论”，停止以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引用率排名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停止每年教育部学科评估对刊物进行分类分级并以此作为论文评价标准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