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的说，新教材比旧教材也还是有不少进步的地方的。比如说，《马克思主义诞生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兴起》一课当中，新教材就重新把《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从短短的一段话恢复成为了专目，同时也恢复了上次课改中被删除的第一国际等内容。这些显然和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教材“去马克思主义化”等不正常现象是分不开的。

当今世界上，美国是唯一强大的国家。但回顾美国的发展史，就会发现，通往这强国的道路是一条血腥的道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直靠战争在北美洲攻城略地，开疆拓土。一战后美国开始把战争的触角伸向世界，一方面继续侵略、干涉和控制自己的后院——拉丁美洲;另一方面开始和老牌的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争夺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是所谓的冷战时期。但这时的美国一点都不冷，为了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连续不断地发动战争。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苏联在与美国的争霸中折戟沉沙，亡党亡国。美国一国独大，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它以世界警察自居，打着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动用战争武器解决国际争端，任意侵略他国领土，肆意干涉别国内政。

欲灭其国，必毁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谬说流传，对青年一代乃至广大群众的世界观、价值观、理想信念、人生追求、生活态度造成严重的危害。这就需要历史学界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秉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向大众宣传科学的历史观，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推广史学研究的科学成果。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严重贻害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青年一代。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言行，从根本上来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观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场严肃的思想斗争，是一场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斗争，更是一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严肃的政治斗争。

新版高中历史教材较之现行教科书的确有了极大的改进，恢复了很多好的传统。这无疑和近几年来中央大力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通过设置国家教材委员会等机构加强对于教材编写的管理是分不开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在这方面还会越做越好。

2016年俄罗斯最新祖国历史教科书《俄罗斯历史10年级教科书》，承认十月革命是历史的选择，认可列宁及其行动的历史地位和意义；认为以武装起义形式进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但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善于利用时机的结果，更是历史的正确选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客观评价了斯大林体制，肯定了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贡献；对赫鲁晓夫的评价仍然以俄罗斯人一贯坚持的毁誉参半为原则；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和改革实践持批判态度，不赞同戈尔巴乔夫政治“民主化”，认为“民主化”导致了苏联的政治体制危机。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哪里，如何理解实践的本质？原本并无太大分歧。换言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如何用“唯物”这个范畴，来把握实践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这原本不是问题。然而近年来，在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中出现了一种倾向：强调从“主观性”、“目的性”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强调从“能动性”来理解实践的本质，从而把“唯物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成“唯心的”历史唯物主义，把“基于”客观规律并“受制”于客观规律的实践，解读成“唯意志论”的活动。

二战的爆发在我们看来是一件必然的事情，没有希特勒还有东特勒南特勒北特勒，还有希特喜希特怒希特哀。不同人物可能会对一些因素比如二战爆发的时间，进展的速度，最终规模的大小等等有一定的影响，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的德国，发动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近些年来在浮躁之风的波及下，有些重大题材剧出现了重大历史含量越来越稀薄的现象。此时此境，《换了人间》创作者的做法恰恰相反：他们怀着对历史的敬畏，第一次将从平津决战、中央进京、新中国成立直到抗美援朝、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出这整个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地艺术地呈现出来，而且都经得起与史实本身的认真对照，堪称形象的历史教科书。

躬逢伟大时代，我们无比自信自豪;面对宝贵历史机遇，我们备感责任重大。让我们坚定拥戴核心、忠诚紧跟领袖，拿出勇气、鼓足干劲，奋力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大踏步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着，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希腊文明真伪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下六个方面。这是要害之所在：一、历史中从不存在什么“希腊国”、统一的“希腊文化”；二、荷马是亚洲人，荷马史诗不是希腊的史诗；三、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本不属于希腊；四、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着作文本可疑；五、所谓的希腊哲学科学巨匠多数非欧洲希腊人，而是亚洲人；六、古希腊罗马文明与蛮族日耳曼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没有承接关系。

近现代欧洲是“中学西被”的结果。近现代西方以扭曲了的中国文明成果为基础，打造出冠冕堂皇的“西方中心论”历史观，反过来凭借这种变异了的“文明怪胎”，打压正版的文明中国及亚非拉各民族。还是那句话，只有全面认清“西方中心论”的真面目，同时彻底解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基础，才能彰显“中华文明”的光辉。

20世纪30年代文献展成为一个正在被重新发掘的历史记忆，1937年是它成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相互建构的关键。本文回顾了作为“救亡”与“保守”双重奏的30年代文献展，聚焦1937年世界博览会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描述了“中国”在世界博览会与美术馆中的“世界史”过程，重新阐述了“赛会”与“美术”兴起之间的互动。“多美术而少实用”的工商主义美术观及其失败，是文化保守主义鹊起的渊源，并导致受日本明治美术观所影响的“美术”在中国的嬗变。在这一时期，通过对“美术”现代功能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双重批判，确立“为人生”的“美术”主体性，鲁迅展开了“美术”新视野。鲁迅从“送去主义”到“拿来主义”呈现的正是“美术”作为中国世界史的意义。

国内外西方中心主义左翼，往往以为一旦按照理论定义认定了中国是资本主义，这就完事大吉，就能毫无政治负担地反之可也，其结果却是往往堕入“反本地资本的初衷/名目，变成维护整体资本主义的实践”的陷阱。这种倾向以港台左翼尤其明显，以反资本主义、反新自由主义的口号来正当化雨伞和太阳花两场“在地运动”，实际上就是跟在颜色革命加大乡里沙文主义的后面摇旗呐喊，不管有意无意就是为世界范围的工人贵族利益甚至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张目。而这两个运动获得了东亚地区以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路左翼的广泛支持、声援，在内地/大陆左翼圈中也不乏同情声音，都是与这种倾向很有关系。

“去中国化”教育改变不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方向和结果，只会令台湾下一代产生错误认知，更加难以面对真相。两岸完全有共创和平、共谋发展的机会，而这唯有弃绝“台独”才能达成。至于以“台独”为目标而捏造新史观，只会把台湾推向险境。希望蔡英文在演练坐直升机逃跑时候，多想想岛内民众的疾苦，多想想年轻一代的未来。我们期待岛内“独派”悬崖勒马，也期待台湾的青少年一代早日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