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样的，并不与我们后来的人喜欢与否而有丝毫的关系。对于历史上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可以不去理它，但你不能去否认它，不能用其他的东西去取代它，不能由着自己的好恶去改变它。你要是不喜欢挺八路，到也罢了，可你既然想挺八路，又不愿意承认这些土的掉渣的队伍，不愿意承认这些游击作战的战法，那岂不就像又要当和尚又不承认佛教似的自相矛盾了吗。

细菌战实验用人量颇大，且必须用活人;送给731部队当实验品的人都被称作“马路大”。每年约600人，历年总共有3,000以上的“马路大”。“马路大”有时被开肠破肚、肢解，拿出各部内脏、肢体记录变化;有时受感染部位也会被治愈，之后继续用来做下一项实验，直到死亡。一旦被送进来当材料，没有人活着出去。从731部队的保密程度及石井对队员下的“封口令”，可推敲日本最高当局和队员都知道他们的行为是战争犯罪。石井与美国谈判，实验所有的数据、资料交给美国，交换美方不追究罪责。美国知情，竟未知会受害国家就私下与石井交易，难道不是共犯?

陈纳德今天这种通体灿然，高大完美的形象，是作为美化、道德化美国这一系统工程的一部分，被精心设计、重新粉刷的结果，为了美化陈纳德的形象，历史被悄悄的修改、遮蔽了。从任何角度看，“飞虎队”都不是今天主流媒体所描述的是一群不怕艰苦、不怕流血牺牲援助中国抗战的“国际主义战士”，而是国民政府花了重金聘请的雇佣兵。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旋踵即发动全面内战。陈纳德在中国内战中另有一番精彩表演，最终被毛主席点名，以“飞贼”的形象被载入史册。

瓦窑堡会议通过的这两个决议都是很重磅的决议，可谓高瞻远瞩，分析了共产党人所面临的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决议指出：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当汉奸的中国人的惟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简言之，这是将“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付诸实施，直接转换成为军事战略方针。别人不敢如此设想，但毛泽东，他就敢作这样的设想!

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际主义的反法西斯斗争、在共产党影响下成立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历史，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抗战历史真相，回应近些年来甚嚣尘上的“国军是抗战主力”“共产党消极抗战”的不实说法，是十分重要的。从日本人的视角，从部分日本人当年觉醒、反战的历程以及至今仍对当年的八路军、共产党的教导记忆在心、将“为人民服务”奉为终生信仰的实例，我们更能清晰看到，到底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了包括日本进步人士在内的大多数反法西斯力量，为抗战胜利、为中国人民和日本被迫参战人民的翻身解放，做出了真正的、扎实的贡献;并且也能够尽可能还原历史，揭露日本士兵侵略暴行的本源，对于我们重新审视战争灾难、反思资本主义固有弊病很有意义。

国军抗战境界之蒋介石：要想活靠美国。蒋介石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在对抗战前景悲观失望方面，蒋介石和汪精卫是完全一样的。蒋介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总是对英美的最后介入抱有希望。蒋介石从来不相信中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日寇，一直幻想英美可以救他。蒋介石的逻辑是：既然美国参战，则日本必败；既然日本必败，则不妨把军火留下来对付共产党。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的组织和深入的动员，使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贫苦大众第一次认识了自己，认识了抗战，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几千年不曾认识的自己拥有的力量。

国民党宣传的抗战英雄都是高级军官，而共产党宣传的抗战英雄主要是基层指战员，例如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连等等。共产党之所以主要宣传基层指战员，是为了强调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没有人民的参与则无法取胜。敌后抗战非常艰苦和残酷，没有人民提供兵员和后勤补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如何生存下去?国民党重点宣传高级军官，离老百姓很遥远，很容易让老百姓产生“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感觉;而共产党宣传出身普通的抗日英雄，让老百姓感觉到英雄都是身边真实鲜活的人物，甚至自己也有可能成为英雄——这种接地气的宣传能够在基层产生极大的号召力。

抗战时国军败退西南一隅，距离东北天远地远，交通十分困难。通向北方任何区域的铁路一半都瘫痪了，修复起来不是容易的事；不少地段从来就没通过公路，汽车运送也只能解决部分路程。即使请求美军帮忙，只能靠飞机和舰船，局限性也不少，短时间内不可能运送足够到可以发动战争的兵力。共产党就有利得多了。他们抗战期间一直在敌后作战，创建了很多根据地，与敌占区近在咫尺。以东北而论，八路军的冀热辽军区距离那里不到一百公里，简直可以说是朝发而夕可至。当然共产党的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兵力少，装备远不如国军，几乎没有运兵工具，全靠官兵的一双脚。

抗战胜利了！古都沸腾了！北平人民激动万分，敲锣打鼓走上街头……每一位在苦难中挺过来的中国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

蒋介石集团在四川从事倒刘活动的生力军要数康泽的队伍，即中央军事委员会驻川参谋团所属宪兵团和别动总队，共约三干多人，都是黄埔各期失业学生以及招训的高中毕业生。他们的任务，一是反共，二是倒刘。康泽拟定了一个“五运”计划，在四川大搞军运、匪运、学运、绅运、商运，用以制造混乱，破坏秩序，搞垮刘湘。“五运”中，最见效的是匪运。即将各地的股匪招引出来，委以各种军职，什么游击军司令，什么独立旅旅长，还有什么军务督察专员，让他们横行—方，专门制造麻烦。甚至袭击川军，名曰磨擦。康泽能把匪运搞起来，倒不是只靠赏赐官职，主要在于他了解四川的土匪总与袍哥这一势力极大的黑社会组织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袍哥往往又与地方政府不无矛盾。他知道了这个，就懂得对症下药了。

蒋公没说，我也不能象前些年那样愣头青似的乱猜乱喷，总之，蒋公就不主张主动和日寇争夺失去的国土，解放被屠杀蹂躏的人民。如此这样，那么，国军的抗战怎么打?只能是脊背向敌撒丫子跑，争取比鬼子的枪弹跑得快就是了，对吧?!史实就是那样子滴!堪为范本的就是日寇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攻势，对这样的攻势，国军不就这样么?!但是，要比鬼子的枪弹跑得，快可能么?脊背向敌只剩了吃枪子儿了，你不死人多多等什么?!

战斗过程中，天就开始在放晴;此刻虽是下午，太阳竟然露脸了。橙黄色余辉映照峡谷，这里一抹，那里一团;还将残余的硝烟染成了一种奇怪的颜色。八路军战士忙活打扫战场，脸上疲乏的笑久久不散。谷底已经数清的一千八百三十一具日军官兵尸体，等待掩埋;一百多辆汽车、两百多辆畜力大车，有一多半可以使用;重机枪、轻机枪、步枪、两百箱子弹，足可以装备一个整师;布匹、黄军服、罐头、粮食堆积如山;竟然还有几箱未开启过的日币;一群群的东洋战马，仿佛明白了已经战败了似的，垂头丧气地服从驱赶，到一块较大的空地集中，同时进餐——八路军优待俘虏，已经为它们准备了大量草料。

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的宛平县城搜查，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如果当年有网络，中国舆论场的一些声音将会是怎样的？

东三省不抵抗即沦陷首责在蒋介石，其次才是张学良。其时日本对侵略中国也颇有疑虑，正是从东北到华北挑衅试探过程中国军不抵抗或轻易溃逃的表现给了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信心。蒋介石之软弱不仅见于怯日，而且在于屡屡期望借助英美、国联伸张国际公理而频遭背弃。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国民党军队，这支担负着主要抗战使命的军队，创造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抗战“功绩”。其中包括“投敌数超过杀敌数”“给伪军发饷”“虐死的壮丁数超过对日战死的士兵数”“一边开战，一边赔款”等等匪夷所思的“奇迹”，在整个世界军事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