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情局（CIA）的“白手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美国国际民主研究院（NDI）等组织长期资助香港本地政团、民调机构或所谓人权组织，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此外，NED还通过“祸港四人帮”之首黎智英大笔向反对派组织和人物派钱，金额超过4000万港元。拿钱办事，从抛头露面的“民阵”“香港众志”到隐在幕后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各路反对派人马上蹿下跳、“各显神通”。尽管西方媒体一再宣称香港暴徒“无大台”，但任谁都能看出，香港街头的暴力行动绝不是松散的乌合之众能干出来的，而是有严密的组织和指挥的。

桑德斯发表了演讲。内容大多耳熟能详。他谈到住房和无家可归问题，呼吁全民医疗保健和免费大学教育，抨击大规模监禁和不平等的刑事司法制度，并谴责“占人口1%的富人群体”的贪婪和自私。桑德斯说：“我希望大家环视四周，找到某个你不认识的人。也许是某个看上去与你不一样的人，也许是某个与你信不同宗教的人，也许他们来自另一个国家。我现在向你提出的问题是，你是否愿意为这个你甚至不认识的人战斗，就像你愿意为自己战斗一样？”

中东各国都不傻，沙特赶紧邀请普京访问利雅得，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到索契会普京商讨6小时确定叙利亚北部的势力范围划分，都再次证明美国在叙利亚的影响力已经被大大削弱，而在中东的影响力也因此降低不少。

中美博弈，东西方的这场竞争将是持久的！如果要说什么时候是真正的拐点，个人认为，尽管GDP也不能反映所有的东西，但中美GDP首次持平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拐点出现！当人均GDP超过美等西方国家时，那才是真正的西方不亮东方亮！那才是唯风景这边独好！也就再也不会有西方媒体想当然再说偷渡遇难的人是中国人了！因为那时他们会偷渡来中国了！

建国两百多年来，美国背弃的盟友当然不止库尔德人。玩弄和利用之后一弃了之，已是美国处理很多盟友关系的历来做法。自建国起，“美国优先”就是华盛顿决策者们遵循的指导理念。管他什么盟友，关键时刻都得为美国国家利益和行动自由让路。背叛和牺牲盟友，美国早就驾轻就熟了。

从美籍华人到中国赴美交流的军官大同小异的回忆也并不能说明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就一定是美国的共识，但是至少“这种说法最早出自刘亚洲”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其中的一部分访谈，诸如陈维娜的访谈还在刘亚洲之前。所以网传的“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最早出国防大学教授刘亚洲之口，只是后来人们以讹传讹，才安到了美国西点军校等专家的头上”肯定是不靠谱的。

回到智利的暴乱，其实有很深的历史和社会根源，1970年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的阿连德当选为总统，他积极实行国有化政策和土地改革、积极发展教育事业。然而1973年，在美国的CIA的一手策划下，智利发生了军事政变，从此进入了军政府时代。后来在“芝加哥小子”的指导下，智利走上了自由经济之路，国有企业私有化，土地重新集中。虽然说智利经济表面上实现了繁荣，底层福利也有了很大提高，但都是崽卖爷田换来的，财富更多的集中在富裕阶层。底层得到了福利，但是失去了翻身的希望。最近世界经济形势不是很好，智利生活成本也不断攀升，但是收入却迟迟未涨。地铁虽然只涨了3毛钱，但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点燃了长期积攒已久的社会矛盾。

麦克阿瑟走的是一条“富贵”的军人之路：出身军人世家、就读名牌军校、统领世界装备最优良的军队、到世界战场锤炼、任职世界各国占领区；而彭德怀走的是一条“贫穷”的军人之路：家境贫寒、学历不高、游击战起家、在鸟枪土炮的军队里任职、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国战场。正是在这样不同的经历和背景下，中美两国将帅开始在朝鲜战场交手了。中国元帅与美国将军，一个在美洲，一个在亚洲。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经历不同、信仰不同，但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使他们走上了同一战场，成为名副其实的沙场对手，进行了世界军事家瞩目的生死角逐，结局呢？

长期以来，“门罗主义”在拉美早已经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代名词，拉美国家知识界、舆论界对“门罗主义”的批判汗牛充栋，然而很少被翻译和介绍到中文世界。要深入揭示“门罗主义”的实质，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有必要将美国研究和拉美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学习和借鉴拉美国家近两百年来对美国外交政策与国际法主张的思考，并通过与拉美知识界、舆论界的交往，特别是借助拉美的舆论声音，更为有力地剖析和回应美国的“新门罗主义”针对中国与拉美正常交往所发出的种种污蔑之辞。而更长远，也更具有道义担当的议程，是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气度和视野，打破“门罗主义”包含的根深蒂固的“势力范围”思维与“文明等级论”意识，为各个国家与民族平等而有尊严的相互交往，创造种种必备前提条件。

有关所谓全球范围内的“中国恐惧症”，米尔斯海默教授认为并不能如此一概而论，有些国家（例如美国）是存在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与恐惧的，但是并非所有国家的所有声音。但是，如果中国要成为其想要成为的全球性霸权力量，中国需要提升其软实力以及作为全球霸权国家与各个地区国家的互动能力，因为其也将会面对美国作为全球性霸权力量所面对的问题。

叙利亚战争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对叙利亚政府和人民来说，这是一场反侵略反分裂反掠夺、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正义战争，对美国来说，显然是一场强加给叙利亚人民、欺凌叙利亚人民、分裂叙利亚领土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2001年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战争决策本质上是防御性的、自私自利的和被动的。美国曾经积极主动、以榜样自居地憧憬着民主、繁荣和自由，从1989年罗纳德·里根所说的“山巅上的光辉之城”展示给全世界，而今这种憧憬已经模糊不清。由于其视线和本能都被“反恐战争”严重扭曲，美国已失去使命感。大幅削减对外授助预算，对联合国和整个多边主义充满敌意，以及受意识形态驱动、在伊拉克战争后出现的对国家建设”的厌恶，都是这一变化的体现。

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战略，既热情而积极主动，又明确而保有底线。为了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集中精力搞建设，在抗美援朝胜利的大势已定的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便着手推进对外“和平统一战线政策”，把创造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外部环境置于优先地位。1953年12月，中国首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在相处中实行对等的约束和自我约束。在会见英国工党的代表团时，毛泽东提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在中法建交过程中，他又认为只要戴高乐不搞“两个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愿意接受中国立场，中国就应该不失时机；他还巧妙地利用斯诺这个国际友人于中美之间“捎信”，推动了尼克松访华的可能。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战略思想，为中国的长远发展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

未来，美国对华战略，有极大的可能采取与1980年代面对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全球攻势时相似的策略，加大力度，全方位对中国国内政治精英，经济领袖，科技专家进行收买控制暗算。最常见的手段就是以干预政界精英的政治生命实行胁迫，甚至不惜实施肉体暗杀。最近几年，中国多名身在国内外的顶级科学家非正常死亡，自杀等现象，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对于发生在不同地方的同样的违法暴力活动，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西方的双重标准究竟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所谓“民主、自由和人权”从来就不是超阶级的普世价值。长期以来，西方政治人物和媒体一直宣传“民主、自由和人权”是人类所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这些年在中国，也有不少人极力宣传这种观点。于是，国内有许多人甚至包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

伟人告诉我们，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要依靠群众，要相信群众的智慧，这话一点没错，但群众也是需要学习，需要进步的，更需要有人教他们知识和理论，教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群众也是需要先锋队的。他们需要知道：“我是谁？我需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