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初，人民解放军围城部队兵临长春城下，骑兵2师奉命参加围城战斗，东北野战军总后勤部为每个官兵配发了骑兵专用马刀，骑兵挥舞着数千把明亮的马刀，整日闪现在长春城下，国民党守城部队被吓得魂飞胆破，传言共军骑兵个个都是“草上飞”，马刀锋利，削铁如泥，骑兵追步兵一个跑不掉，一刀下去就变成无头鬼。国民党守城部队大都是南方兵，没接触过骑兵，惊恐万状，军心涣散，粮草用尽，宁可饿死，也不愿出城当无头鬼。10月17日，国民党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负隅顽抗的国民党新7军，在粮草断绝、空投无望、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于10月19日，宣布投降，长春遂告解放。

尽管报告没有由此得出中共将在未来的内战中获得胜利的结论，但是，这样的一套政治、组织系统，这样的一支队伍，这样的一个党，能够在强大的日本人眼皮底下顽强生存，发展壮大，到抗战末期，成功造就出一片开阔的天地。接下来，面对国民党这样的对手，胜负之局，或已不难预料。

在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双重污染毒化已久的中国近代，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奋斗进击精神，处于全面的沉寂状态。以农民为主体的四万万同胞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文盲，几乎百分之百是科盲，整个民族精神状态被愚昧无知、麻木盲从所笼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中国，严重的问题在教育农民。而唤起民众、教育民众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以毛泽东为代表、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共产党密切联系人民的行为，是赢取革命胜利的关键所在。任弼时在接受斯特朗的采访时说：“我们的军队十分重视发动群众的工作，只有人民参加抗日，我们才能胜利。”他分析并总结了这一行为的长远意义：武装动员群众是取得抗战胜利的保证，也是战争过后顺利推行民主政策的保证。相对于共产党积极团结人民群众，提倡民主的行为，斯特朗认为，蒋介石统领的南京政府是对伟大的人民力量的严重歪曲。1940年底，第四次访华的斯特朗，对中国政治的情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了解，她在《中国的国共危机》一文中，报道了蒋介石对于民主的态度：“如果让人民做主，那我如何统治人民？”这篇被发表在《美亚》杂志的文章中，斯特朗清晰的表达出国民党已经失去了民心：“拯救中国从来不会太迟，她会生存下来。中国人民将在某些旗号下组织起来驱逐日军，即使它可能不是重庆。”

徐复观在延安时间不长，但善于观察。他深切感受到延安的生气勃勃，并赞美延安“仿佛是大革命时代的黄埔”，“令人敬佩”。他认为八路军将领们“对情势的估计，比我们清楚得多”，赞誉毛泽东“是雄才大略的人”。聆听了周恩来的演讲后，徐复观对人说：“我们可能还没有这种人才。”他认为，“国民党像目前这种情形，共产党会夺取全面政权的。不改造国民党，决没有政治前途的。”这对蒋介石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

读日本人关于八路军的回忆文字，虽是日本人所写，很多甚至对八路军以“敌”相称，但我们仍然能够清晰触摸到那些年轻的中国生命的心跳，能够清晰感受到延续至今的中国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与神圣。无论是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的22次会战，还是共产党军队深入敌后的规模不大但数以万计的游击战，都值得我们铭记。因为，为了祖国的独立与尊严，每一次战斗，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的！

“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其他军队这样大规模地开展过生产，这毫无疑问也是造成军民间神奇合作的最重要的因素”。福尔曼还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人民群众结下了鱼水深情。对于八路军参加大生产运动，福尔曼感到新奇。

说不穿军装的土八路是抗战的主角，当然还不仅仅是因其数量多，更重要的还是发挥的作用大。以冀中军区为例，五一大扫荡之后，由于环境的恶劣，很长时间里，正规军只有一个第24团，而度过这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段又在抗战史上书写出无数精彩战例的，就是始终坚持在这方家园与敌抗争的十几个地区队、三十几个县大队、二百多个区小队和几十万的民兵。百团大战中，配合主力作战并担负骚扰驻敌、传递情报、押送俘虏、捉拿汉奸、破坏公路、铁路、桥梁、拆毁城墙、堡垒、锯电杆、割电线等等行动的，基本全是地方武装与民兵。

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就是这样向敌人挤来的夺来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就是这样在浴血的博杀中成长壮大的，给鬼子摆下的战争的泥潭，就是这样铺就的，烧死这头入侵的野牛的火阵，就是这样预设的。它的每一步都是残酷而又艰巨的，都是弥漫了血腥的，你说它有没有打仗有没有牺牲呢？天天都在有。你说这算不算积极抗战呢？我看应该算。

“洋主意”不一定就比“土办法”高明：洋主意在别人那能行，在我们这儿就可能水土不服。残酷的斗争实践屡次告诉我们，凡是搞本本主义的，凡是喜欢形式教条的，凡是爱听洋大人话的，没有几个不失败的。因此，事事听命于共产国际的陈独秀失败了，号称最懂马克思主义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失败了，以李德、博古为首的洋大人失败了……反之，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为首的土八路却胜利了。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延安各界于8月30日为工农学校学员举行了欢送大会。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和许多延安党政军干部以及国际友人出席了大会。在9月10日野坂参三和森健等离开延安前，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为他们举行了欢送宴会。这些人回到日本后，几乎全部为中日友好事业贡献了余生。

“健全自己，影响旁人”，这是白乙化坚守不渝的格言。他严于律己，和战士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菜。上级分配给他的一匹黄骡子，他让给伤病员骑，还安慰伤员说：“我腿长，骑着它也是脚踩地，倒不如不骑。”由于他平易近人，与战士亲如手足，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白大胡子”“白大个子”。

在1年多的时间里，山东纵队英勇杀敌，浴血奋战，粉碎了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频繁围攻；就是这样一支英雄的队伍，被莫言描写成了身披狗皮、口学狗叫，狂冲滥打的一群小丑！我想问问莫言，作为山东高密人，你的乡亲们答应你这么做了吗？作为中国人，你对得起为了抵抗侵略、浴血奋战的前辈们吗？《红高粱家族》等作品被介绍到国外之后，中国人的形象被严重贬低并受到歧视，我们丝毫不感到意外。因为这个叛变自己民族的所谓作家，依然被各种大奖的光环所笼罩着

经济战的最高形式是货币战。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是商品经济。货币作为等价物出现的，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开始于市场争夺，倾销、市场分割、原料争夺、投资斗争，最后发展到货币斗争。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不仅运用军事手段，还利用“货币战”以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

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抗战的杰出领导者之一，对中国抗战的深远历史意义作过一系列精辟论述。重温这些论述，不仅对全面理解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十分有益，而且对澄清战后几十年来一些国家史学界对中国抗战所作的种种不符合实际的评价也很有帮助。

东北抗联牵制关东军七十万，谁是抗战主力，谁是最大功臣还用说吗?事实是狡辩能歪曲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