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政策使占边区人口最大的贫雇农生活出现了明显的改变。农民手里有了土地勇于向土地投资，增加了粮食产量，改善了生活。阜平是河北着名的贫穷地方，往年一到春初，人民便饥饿无粮，眼巴巴等待着树叶充饥。老百姓把杨树叶叫“杨大人放账”，抗战前为争杨树叶而打架的事也是常见现象。往年，人民赶集总是带着糖菜饼子，而到了四五年抗战结束前带的是黄米干粮，以前每人每年穿不到一小匹布，到1944年是平均每年两小匹布还多了。美军观察组陆登少校，曾在阜平城厢集上看见农民拿着一大把、一大把的钞票，买很多东西回家，他惊叹不止，赶紧拍照留念。也正因为中共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才能动员绝大多数的农民进行抗战，也就赢得了中国的未来。

从1950年到1969年，黑人农民失去了大约600万英亩土地。他们平均每天失去820英亩的土地，其面积相当于纽约中央公园。南方黑人拥有的棉花农场几乎完全消失，仅在20世纪60年代就从8.7万个减少到刚刚超过3000个。根据美国农业普查，从1950年到1964年，密西西比州农场面积的种族差异不断扩大，黑人农民失去了近80万英亩的土地。马萨诸塞大学的达尼娅·弗朗西斯（Dania Francis）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达里克·汉密尔顿（Darric Hamilton）等人参与了一个研究小组，该研究组为《大西洋月刊》杂志做了一项分析：如果将土地损失转化为经济损失（包括财产和收入），以今天的美元计算，当时黑人农民的损失在37亿到66亿美元之间。这是一场无声的、毁灭性的灾难，而这一切是由联邦政策造成并维持的。虽然大部分黑人土地的损失表面上看似乎是通过法律机制——“税收出售、分区销售、丧失抵押品赎回权”，但是实际上主要来自非法压力，包括联邦和州项目中的歧视、律师和投机者的欺诈、非法拒绝私人贷款，甚至直接的暴力或恐吓行为。

习近平总书记坚定不移地维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维护种田农民根本利益的伟大历史功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通过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将焕发出勃勃生机。

蒋家庄的家庭农场试验，有力地证明了被有些人推崇的美国农业模式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美国农业梦是破产的。要做家庭农场，粮食单产和总产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中国18亿亩耕地生产的粮食低于5亿吨，那么社会是会出现动荡危险的。中国人口的零头都比美国多，指望美国人供应粮食根本是不靠谱的。各地进行的土地流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提高粮食供应，基本是失败的，说不客气的话，是骗局，他们要赚的是政府的补贴；或者将土地用于搞蔬菜、苗木、变相房地产等更加挣钱的东西；管理粗放或者雇人经营，不顾粮食实际产量；或者流转土地后不动，任其撂荒，减少种粮风险，仅要国家补贴。长期这样下去，对中国的粮食数量安全还是质量安全都是没有好处的。

租佃两大阵营的对立是不是成立，不能只看地主总计占了多少地，还应该看少地、无地贫雇农的占地情况。不能说地主占地不足40%就不会形成租、佃两个阵营，更不能说进一步“发挥”出不存在租佃两个阵营的对立与斗争！租、佃两个阵营的对垒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租佃矛盾是必然的，也是必然能走向激化的！无论秦晖先生们怎样论说地主占地占比如何的小，怎样的抹杀租、佃两个阵营的存在，“租佃关系决定论”就是成立的！

推进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是当前我国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的政策目标。不同经营方式的差异源于在公有土地上达成的地权合约差异，农业劳动监督难题是影响农业经营效率的关键因素，任何一种合约形式都是基于具体约束条件的权宜性选择。比较国有农场与农村的经营状况发现，分散化的家庭经营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最理想的经营形式，解决“一家一户办不好和不好办”的公共生产环节问题，是改善家庭经营的关键。农业劳动监督成本可通过技术改进和特定合约安排来降低，成功建立起经营组织内部激励机制之后，组织化经营方式也可以作为备选项。土地公有制为不同地权合约安排提供制度空间，可调整的土地产权制度，为我国农业经营方式朝着更高效率的方向演进提供条件。

你以为把三室一厅劏成18套单间就是香港人的极致了吗？并不是，这些狭小的劏房，每个单间的月租金依然高达8000港币以上，依然有部分香港穷人负担不起。当横向空间已经被开发利用到极致的时候，香港人瞄向了纵向空间，开始进行纵向隔断。具体做法，就是在原有劏房的基础上，把一间劏房，隔断出6个床位，每间高度不超过半米，长度不超过2米，形如棺材，香港人称之为棺材房。这样的棺材房，只需要2000港元一个就可以住进去，在香港公屋的申请轮候时间长达4.7年的今天，解决了相当一部分香港穷人的居住问题。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是党巩固基层政权的根本经济基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而非国有，是对城市利益可能侵犯农民利益的有效制衡，是对乡村自然和历史差异的有效承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而非私有，是平均分配土地和宅基地的唯一手段和保障，是抵抗资本剥夺农民生存权的最后屏障，是联结村民的经济和社会纽带，也构成农村与城市对接的桥梁。我们要认清以致富之名反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谎言。只有坚持农村土地所有制，才能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

近四百年的殖民历史给菲律宾留下了两种并存的农业体制：80%的土地集中在大地主手里，由佃农种植粮食作物；剩下20%的土地是大公司雇工生产高附加值的热带农产品。独立之后，政府的历次土改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地主阶级的利益，农村基层组织仍旧为地主势力所把持，土地仍然集中在大地主、大家族和大资本家手中。不动根本的土地改革，即使配合农业技术的改进和政府的扶持干预，也无法使菲律宾走上富强的道路。农业以及依附其上的工业在经历六七十年代短暂的兴盛之后，陷入长久的贫弱状态；近三十年来，国家外汇竟是靠输出大批农村劳动人口、尤其是妇女来获得，造成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

说来说去，对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等小说的“文学评论”首先出于政治立场。当年，毛泽东等中华伟人为使我国摆脱土地私有所造成的农村经济发展停滞、农民普遍贫困的状况，努力推动农民走有组织的共同富裕的农业合作化道路，浩然的小说反映了这种历史要求，因而得到了历史的推崇。而今，面对许多农村地方几近于复归无组织化的一盘散沙、贫富不均的现实，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等小说正是一面最好的照妖镜。

所谓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推进城镇化为发展着力点，会出现什么结果？如果在各方博弈之下，动力还是地租竞逐，深化中国已有的土地食利经济模式，资本下乡圈占农田，资本继续掠取城市土地增值收益。那么将更加恶化贫富差距，内需更加萎缩，未来中国中下层，不仅城市蜗居而且可能当月薪水买不下当月米，那么社会动乱就不仅是个可能性而就是现实性了。

在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歌唱自己的祖国，却要面临如许的压力，却要拿出巨大的勇气，是何道理？不能不说，周校长，好样的！在座一起放声合唱的同学们，好样的！拿出了这样的勇气。爱国的勇气，其实一直扎根在每一个热爱这个国家的人心里。有人会羞于起头，有人会更习惯铭记在心底，但是一旦前奏响起，一旦飘过熟悉的旋律，爱国的勇气就会瞬间汇聚。

针对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文本和学术话语协力建构了五大迷思，即土地流转是农民的理性选择，有利于提高农业经营效益、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劳动力的就地就业。四川省葛村的微观经验呈现了另一种现实，即土地流转并非农民自由而理性的选择，流转后的农业规模化经营不再种植粮食，效益并未提高，仅能为当地农民提供少量的季节性低酬就业，土地流转与外出务工没有直接关系。

最近，读到一篇介绍中信信托董事长蒲坚先生关于“农村土地信托改革的兰西模式”的文章。该文说：2014年以来，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托）和哈尔滨市兰西县合作，通过信托方式，对全县共约300万亩农地进行流转，实行集中经营。笔者认为，这种探索本身，其出发点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读过此文后却感到从实践到理论两个方面都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亳州市谯城区900多家土地流转经营大户，95%以上都赔钱，是土地盲目流转的问题，还是经营不善问题，或是政策不落实的问题？土地流转的初衷是开展集约化经营，提高土地利用率，解决一家一户效益不高，社会化程度低，抗市场风险弱等问题，本来是一件好事，也是发展方向。但是，从这几年亳州土地流转的实践看，却是问题成堆，许多流转户严重亏本甚至倾家荡产，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

农村信用社改为农商行。全国各地在鼓励资本下乡的同时，也在压缩惠顾三农的服务。基层干部何平的这篇文章指出顶层设计的一个可笑的误区，“土地确权颁证—抵押贷款—农地产权实现”，即用土地私有化来解决农民缺现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