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思考“文化自信”，理解场域首先是社会历史，据此可把握中外会通意蕴的马克思与王阳明“思维科学对话”，寻求世界科学和中国文化的机理相通。从工作实质性规定看，这恰恰是“中国人的方法论概念”。可以说，这是思维科学线索上中国与世界的“内在相通”。王阳明的着作体现《道德经》和《资本论》的“跨时空”相遇。从“经济学的文化自信”看，《资本论》的内在写作线索是历史科学与思维科学高度合一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创制，即出发地是“历史研究”（所谓的“研究方法”），工作落脚点是“理论科学”建构（所谓的“叙述方法”）；而“王阳明心学”研究与之线索关联、机理相似，尤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何种意蕴上作为“思维”以及马克思主义学科工作规定的写法上与之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从理论科学建设高度看，这是人类认识的又一次启航，通过各种“思想高地”的比较与综合，建立不同经济形态社会类型的工作融汇与思想对话，以“新时代”为依据，重塑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学科范畴。同时按照“经典对话”研究的学术意义来讲，又不啻是一次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再生产”。它启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基于“主体社会”“客体社会”两个规定层面进行“思维取象”，以利于建立对“资本”进行历史扬弃的“批判的知识理论”。

马克思主义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途径是实践的构图，把方法论也看作是“世界观”，进行“改造世界”“理解世界”“解释世界”，最终落脚于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规定的统一。在这一构图中，“思维学”处于理解与联系的中心位置，从而可用以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建设，从中发掘方法论品性的机理探究及其工作规定。具体做法：一是必须按照生产一般与资本一般的机理关系，考订对象到研究对象的研究叙述关系，阐述全体规定的方法论工作内涵，从中“本土寻根”与寻求“辩证的表达”；二是在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框架下，把握“本质对现象的关系”（规定），回答时代问题与实践问题。方法论上的唯物主义意义在于建立方法规定对经济认识的辩证理解关系，而指涉内在关系的“深层机理探究”将揭示《资本论》体系结构如何诞生，说明解决之道始终在于历史的“重新开始”与工作“再出发”。总体看，这是对从《资本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进程的方法论视野下的实践解读，富有民族工作底蕴，并启动“生产一般思维学”之时代研究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世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方法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探索指明了方向。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应用；马克思主要将实践认识论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进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早期探索，再到毛泽东、邓小平所进行的让中国“站起来”“富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直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实践认识论的方法论构成、应用和创造性发展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唯物史观始终是方法论的基础，唯物辩证法是具体运用的基本方法，实践认识论则是贯穿其中的根本方法。三大方法论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厦的三把钥匙。

苏联解体的教训包括斯大林在一些个别问题上有偏差，没有被纠正并形成理论体系和思维模式左右苏联的内政外交；赫鲁晓夫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立场没有被纠正并被其继任者写在宪法里，在苏联泛滥30年，这使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想乘虚而入，客观上从政治思想组织上为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做了准备。马克思主义要求其执政党务必：观点科学、彻底，能为建立公平正义、理想的社会提供指导；方法与实际契合；立场大公、无私、为民。

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冷战和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历史条件下，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成为霸主国美国及其盟国推行全球化战略的有力的理论工具，具有空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其目的就是在维持现存的国际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尽可能推动这一格局向更有利于全球美国化方向演进。

这场史无前例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席卷美欧国家的“占领”运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全球政治觉醒表明，历史的拐点已经到来。哈佛大学学生对曼昆教授的罢课再次点燃了西方持续多年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这场经济学革命本质上只是历史拐点的意识形态和学术反映，其对全球和中国的影响正方兴未艾。历史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对此，各界人士更不待说学术界人士，不可不察。

意识形态话语权既不是单纯的叙事技巧，也不是神秘的精神支配，而是统治阶级运用国家力量进行思想统治的方式。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必然是建立在历史必然性基础上的科学性话语。在重大的历史关头鲜明地提出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深入破解现实矛盾和彰显政治远见的主导性议题，是实现话语权的关键。